公园里一位母亲在陪儿子
父亲是一个民主活动人士，20世纪末我随其流亡于英国，在英国长大。现在，我们一家还是回到了中国。
离开中国之前，父亲在广西省桂林南部一所大学担任法学助教。八十年代末，改革的风猎猎作响，他成为了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然而， 1989年6月父亲被桂林派出所拘留了，看清当时国内民主狭隘的现实后，他做出了逃离的决定。七月的一个晚上，他靠自行车内胎横渡海峡，到达那时还在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几年后，我的母亲也雇船度过海峡，到达香港。而我不得已被留在国内，直到1994年才抵达英国，一家三口终于在英国团聚，成为了英国公民。我父亲曾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英国政府给予他政治庇护。
你也许会说，哇，这经历很酷！但在今天，政治对中国青年——那些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2012年，当我选择回国后，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所谓的“政治”了，对他们而言，政府是什么样子，管不了，也轮不到他们管。年轻人的斗争转移到两代人的冲突上——在父母的期望和束缚中艰难挣扎，希望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
过去和现在
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的似乎都有个伟大的理想——民主和政治自由。据母亲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那十年，“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一个政治松动、思想活跃的时期。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国家，每个人都心怀抱负，为国家的未来努力奋斗。用父亲的话来说，是一种“权利感”，那时的年轻人胸怀激荡，因为对自己和国家都充满着新想法和新希望。
如今的年轻人对这些已毫不关心。那个一度形成的民权社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分崩瓦解。
一位二十七岁的北京艺术家，沈博伦，三年来一直致力于“+box”项目的研究，当然这个项目最后可能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艺术品。项目采访全中国十个城市的一千名年轻人，让他/她们在镜头前谈谈目前最忧虑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很少提及那些会出现在头条上的政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而谈论的都是父母——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障碍。“父母的爱带给我的是负担”是普遍的感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年轻的中国人完全不会思考或谈论这种社会大问题。在数以百计的项目视频中，并不是没人谈论政治的。很多参与者讨论了教育制度的有效性、婚姻的意义、社会上的问题等等。但是那些刚踏入社会的中国年轻人大多还被困在个人和家庭的小圈子里，他/她们的思想独立程度还不足以把政治放在“最忧虑”的位置上。
我相信各位读者都一样，从小就面临着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读书期间，是同龄人之间的学业竞争压力；毕业之后，变成了就业压力；就业之后，又有了婚恋压力。父母都盼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每个领域都能获得成功，所以他们尽全力支持子女和他们的家庭，一切的决定都要商量着来，保证既成熟又稳妥，最终实现那种物质意义上的“完美人生”。最后，留给人们思考政治的时间和空间都少得可怜。与当前最令人忧虑的买房、就业等现实问题相比，那种离现实生活很远的、对政府的担忧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青年人的压力来源于父母的焦虑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父母的压力让她们尤其疲惫。25岁以上的大多数女性都会持续不断地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我的两位女性朋友，一位秉着“先立业后成家”的思想，坚持不结婚，但是她承担着来自母亲的源源不断的巨大压力，而另一位，她的父母已经在农村的老家为她定下了婚约。
虽然男人面对的结婚压力相对较小，但是还是能感受到来自父母催促。母亲给我打电话时一直唠唠叨叨，让我开始考虑为我尚不存在的妻子和孩子努力赚钱。
中国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空间。为了在职场和婚恋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他/她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努力学习和完善人际关系上。再加上父母给的种种限制和无数规矩，教导要孝顺父母。既孝敬，又顺从，生活被父母牢牢把控着。
中国对孝道的重视延续了数百年。但是，社会的传统和秩序在“文革”时被完全打断了。 从1966年到1976年，时代要求青年人们破“四旧”，要求他们对朋友、老师乃至家人，对那些被定义为“非毛派”的所有人进行“批斗”。这虽然在一些方面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革新，但因为革命一直处于暴力和混乱中，其本质是黑暗且负面的。
“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偏执和焦虑一直延续至今。这可能也是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成功无比渴望的原因（即使这个“成功”是最狭义的那种），父母在自己的人生中没有机会获得这种成功，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全家的期望都落在一个孩子的肩膀上，所有的老人也只有一个孩子赡养。
所有这些压力如今都已经内化成中国人的本能了。作为一个远离父母生活的英籍华人，在社会福利制度毫无异议的情况下，我从来不担心独立于家族的权利。相比而言，中国年轻人面对的是大学毕业后社会的激烈竞争环境和赡养老人的巨大压力，一个人扛起一个家庭，想要独立，想要随心而为，但是反抗父母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你自己破产不要紧，你背后还有一整个家庭，你必须要背负这个责任。在父母的反对下追求梦想是西方电视电影中的常见主题。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不会看到太多，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孩子们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父母。
伟大的人格独立
沈博伦，那个艺术家，说他常常思考自由到底是什么：“我不能选择我在哪出生，”他说， “我也无法选择性别、外表、家庭。”但是，“在精神上，我可以实现自由。我越了解自己，我就越自由。”
西方评论家经常谈论政治自由和独立，说中国没有民主、缺少人权，还不如说，中国缺少的是一种“人格独立”。
这种独立不仅是指法律赋予的人的权利，还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反传统文化思潮所带来的个人思想的独立空间。而这些解放思想的运动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过。或者说发生过，在20世纪80年代，只不过在这种思潮在充分燃烧之前就被扑灭了。
也许当中国的青年摆脱了激烈的竞争，摆脱了长辈的负担和期望，有闲暇去探索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时，中国才能好好地思考自由和独立。也许，一直束缚着中国青年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或者政党，而是他/她们的父母。【全文完】
作者：LU-HAI LIANG
编译：李雅润
校改：陈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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