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的困境：读后感

一位农村地区普通的全科医生。

医疗困境

医院里排队挂号的场面蔚为壮观：开门前，患者就排起了长龙，其中不乏一些老人与虚弱的病人。他们费劲心思只求拿到一张挂号单。

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患者略过全科医生，直接去大医院专科就诊，大医院始终人满为患。

曾经的中国以“遍地赤脚医生”看病方便闻名，而现在，基层医疗已是七零八落。

“赤脚医生”构成的基层医疗也是落后的——各路赤脚医生说穿了根本不是医生，只是些受过一点医务训练的农民。70年代的经济改革又使基层医疗系统彻底崩塌：在农村，政府没钱搞基层医疗建设。在城里，众多国有企业倒闭，而居民却依赖着由这些企业提供的基础医疗。

医改目标

至2009年，看病已是老大难，在不断升温的民怨中，政府终于开始推动全面医疗改革：1.降低看病成本。2.振兴地方诊所。

医改成功地让更多人参与了医疗保险（目前已有约95%的中国人参加了医保）。社区卫生中心也得到了更多的拨款。2015年，全中国有大约189000位全科医生，每千人中有0.14位家庭全科医生。政府计划在2020年增加到300000位，但每千人比例也只有0.2，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

对地方诊所的需求，不仅为了减低排队时间，更是由于中国人活得更久了。

与1949年相比，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6岁已经延长到76岁。相应的，在医疗救治中，慢性病的占比不断增加。全科医生能更好地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基础的定期治疗。同时，中国社会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而到2030年，占比将接近四分之一）。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需要更多的全科家庭医生定期上门服务。

该表为每千人中全科医生的数量。纵向为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美国、中国。横向为数量。

医改阻隔

然而建立全科医生制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医疗系统的运作需要资金。医院与诊所主要靠卖药、收取治疗费盈利。政府虽然抑制了医院收高价的现象，但是医生仍继续安排不必要的检查，从中吃回扣。

社区卫生中心无法提供这样的检查、治疗。因此，社区卫生中心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吸引并留住人才。大部分医科大学的学生更喜欢大医院的岗位，收入更高，还有更多回扣可赚——在中国，不包个大红包你就别想找专家诊治。

许多全科医学专业的学生都不愿不以此为职业，大部分医学专业也不愿进行全科教学。这会让6亿5千万的中国人没法找全科医生看病。这样的情况在贫困落后地区尤为严重，中西部地区每千人中家庭医生的数量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半。

第二个主要的困难是许多普通人瞧不起小诊所。一方面，全科医生开药种类受限，有许多处方药是不能开的。而大医院的医生什么处方药都能开，所以患者更愿在大医院看病——他们觉得那里的药最多最全最好。

另一方面是对地方小诊所的不信任。这些小诊所往往缺乏资质合格的医生。因为怀疑，因为害怕，中国人更喜欢去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医疗设备先进的大医院。

患者去看全科医生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优势，大医院走各种程序所花的费用和在社区医疗中心差不多，但找了全科医生不起作用，最后还是要去大医院看专科，一次就行的是何必花两次钱。许多人更愿意一次性把钱付清去看专科医生，而不是去看全科医生。

医改效果

政府医疗改革也很零碎，没有通盘考虑。基层医务人员的最低收入虽然得到提高，但是却没有多少收取患者服务费、处方费，赚取额外收入的自由。贫困地区的基层医生倒没什么，但在富裕一点的地方，当诊疗变得有利可图，这里的基层医务人员情况就更糟了——他们不得不治疗更多病人，却没有额外的收入。

若政府能进一步缩小全科与专科医生收入差距，或许会对现状有所缓解。

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患者被要求与诊所签约，患者先由诊所转送至专科医生处。今年四月，北京市政府特意提高了大医院的门诊费，期望借此鼓励人们转而选择社区卫生中心。担心民众抵制，同时也降低了医药费、检查费。

医改仍在进行，但实际情况没有好转，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科医生诊断的病人数量是2009年的三倍还多，但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整体就诊状况增长更快，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比例反而从63%掉至59%（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理想数据是超过80%）。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医疗费用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公愤并没有缓和的迹象，中国每年都有上千起医生遇袭的案件发生，医患关系相当紧张。

中国的医疗系统仍然有待改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