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听起来好像是经济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主义似乎更能解决该问题,然而实际上不平等与政体却没有太大联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通过对人类数千年来历史的研究,指出解决经济不平等的四大决定因素乃是: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致命性流行病。虽然难以置信,但破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不信请看!以下为微信版文字,有部分改编和删节,如有兴趣,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连接查看原文。

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这一社会难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时松时紧,但它仍是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长期纠结的话题。

18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扩大,关于不平等的解决办法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到目前可以说是上升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

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实早已经被提出过了!

     The Great Leveler

解决不平等的四种无可辩驳的方法:战争、革命、国家系统崩溃和致命性流行病。

通过对人类数千年来历史的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确认了解决不平等的四种无可辩驳的方法:战争、革命、国家系统崩溃和致命性流行病。沙伊德尔在《伟大的平等主义者: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The Great Leveler)一书中,将上述四大因素用《启示录》里代表毁灭的“天启四骑士(Four Horseman of Apocalypse)”来称呼,并指出其破坏性解决方法经历史验证,在扭转不平等的现象上,远比和平手段(如改善教育)或非暴力冲击手段(如金融危机)更为有效。

沙伊德尔的研究发现,当今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水平并不是空前绝后的。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最近才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最富有的10%拥有超过90%的财富,但现在,富人手中只有一半多一点。

这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还远没到极端!

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现象,将通过转移公共服务的资源再分配政策,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此外,新技术和自动化的普及也将进一步加大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差距。

人类漫长的历史表明,兴许只有灾难式的改建,才能对改善不平等起到作用。

沙伊德尔向Quartz讲述不平等的悠久历史。(谈话已经被缩编)

Q:在过去,每次不平等的差距缩小,就意味着国家又经历过了一场灾难。正如你书中描述的,这“四骑士”是如何通过破坏来产生积极效果的?

首先,是能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战争,一战和二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大部分人口被征召入伍,与此同时,平民劳动力也被全面动员起来。这时,国家为了更好地组织战争,富人需要支付的税率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有时甚至达到90%)。政府干预和物理性毁坏使资本贬值,这种现象在欧洲尤其明显。同时,政府不得不为战争带来的损失作出一些回报,大量资源再分配给工人,连锁反应产生的工人提倡民主,争取投票权、加入工会等行为,这些都剧烈地改变了不平等的状况。

第二,是一种颠覆性革命。在俄罗斯或中国,列宁、毛泽东通过除掉地主来没收富人所有的财产,让一切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设定所有的工资和价格,以此来达到平等。这是一个极端的侵入私人权利的过程,但若仅仅为了平等而非极权,这不失为一个快捷有效的手段。

经济的不平等

第三,是国家经济崩溃。相比于其他力求“平等”的方式,经济崩溃更令人难以接受。国家的崩溃致使货币失去了价值,从客观上而言,每个人都穷得一样,差异就这样被消除。

最后,是大规模流行病,例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它横扫并剥夺了非常大一部分人的生命,但却不会破坏物理基建(土地或资金),只是劳动价值回到了原点。工人们会要求涨工资,以致雇主——也就是资本家——的资产贬值。

Q:这些情况现在有可能再次发生吗?它们对解决不平等现象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吗?

由于技术的进步,战争的方式也确实改变了。相比50年或100年前战事需要的大规模人员动员,现代战争可谓快速的、高科技的战斗。它代价高昂、破坏性强,但不一定会对不平等产生和以前一样的积极影响。总的来说,出于各种原因,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和平。

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革命,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兴趣再去重复那些发生在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大国的事。

Stanford professor Walter Scheidel

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

 

不过,埃博拉病毒(Ebola)、寨卡病毒(Zika)的影响和人们对生物武器的普遍恐惧,使得大规模流行病似乎仍有可能再次发生并产生影响。

在农业社会,瘟疫改善不平等的效果非常巨大。由于现代经济紧密相连而又错综复杂,若瘟疫仅仅随机地杀死10%的人口,尽管有可能对经济造成动荡,但却不会像以前一样,实现资源的再分配效应。

如今拥有一个过去没有的选择,自动化的普及使人们能通过制造更多的机器人来应对大规模瘟疫的影响,最终使经济变得更不平等。

Q:如果这四种方法是历史进程中缩小不平等唯一有效的手段,而现在它们都不受欢迎且效果甚微,那缩小不平等的想法又将从何入手?有人提出过实际有效的政策吗?

这正是问题所在。

当今,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的民粹主义者,遮遮掩掩地表达想要回到战后时期,那时候经济增长、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不平等差距小,总而言之,什么都好。他们不同程度地对外宣称:“看看40年前,我们务必要回到那个时候!”

确实,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那时的政策、税收、工会,一切都是在特殊的情境下产生的。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和学者们必须好好考虑,提出更多不同以往的方法来改善当今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一书中,已故学者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曾试图估计这些政策的成本。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谨慎地尝试着这样做的人。

这表明在改善不平等现象上仍有进步的空间,但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的进步。更激进的措施需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政治原因,这些措施更不太可能被执行。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不平等曲线,每一次回落都在四大因素之后发生

Q:如果没有政治意愿或社会资源对不平等现象进行控制,它会变得有多糟?

经济的不平等不可能无限上升,必然有某种限制,然而我们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在全球化经济中,有很多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或是将资产存储在其他国家的方法。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我们从未见过的极端不平等,尤其体现在经济分配的末端。

Q:你的书中说,这种极端的不平等可能产生一种“超级人类”?

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发生,但你若和遗传学家聊聊,也许会发现人类正朝着这个方向改变。

众所周知,一些极其大胆,甚至是违背道德的基因实验已经在东亚展开,前景不可限量。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将来的父母有可能设计和改造自己的婴儿。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结果就是产生一种真正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上层阶级。这不仅仅只涉及到遗传学,目前,已经很多人正在从事通过植入来提高能力的研究工作。

希望肯定还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平等恐怕是难以现实了,20世纪初是个美好的平等时期,那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再也回不去啦。

Q: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你书中的主题,但似乎这次交谈不会以充满希望的方式结尾。

希望肯定还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平等恐怕是难以现实了,20世纪初是个美好的平等时期,那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再也回不去啦。【全文完】

来源:Qz.com
作者:Eshe Nelson
编译:石杰
校改:三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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