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下文化一瞥：改编版

北京，夜晚还未降临的狭窄巷子里，充斥着游客们寻找着共产主义象征饰品（communist kitsch），西藏图腾和时髦茶馆的喧嚷之声，一到晚上，常规店铺打烊，月亮升起的时候，一些另类的声音——廉价青岛啤酒碰撞的叮当声，狂野吉他的拨弦声，以及漫无目的、充满忧虑的朋克摇滚歌曲——纷纷向着生活咆哮而至。与古老的喇嘛庙隔街相对，学校（School）酒吧破烂的大门向中国甩头客和叛逆青年队伍敞开，“学校”就开始“上课”。

摇滚酒吧的内部场景

北京繁华的三里屯街区，有着五光十色的屋顶酒吧和夜总会，距它数英里外，还有着这个城市最时髦的去处——那些较隐蔽的地方诸如学校酒吧、愚公移山酒吧、江湖酒吧和黄昏黎明俱乐部——它们植根于地下，坐落在称之为“胡同”的密集住宅迷宫间。

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地下酒吧差不多，这样的胡同酒吧及其狭小简陋、烟雾缭绕的涂鸦场所，是一种混乱而随意的美学，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被禁止的不是酒精，而是自由言论和非主流文化。

“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身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这迫使人感到无助，”大波浪乐队（Big Wave）的主唱李剑说道，其乐队迷幻的曲风听起来像是中国的“北极猴子”。（Arctic Monkeys，2002年成立的英国摇滚乐队。译者注）

总的来说，朋克摇滚乐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和反抗的象征。因而招来打压是不可避免的，如俄罗斯女权主义朋克乐队“造反猫咪”乐队，马来西亚的纹身穆斯林光头党（Pussy Riot，2012年2月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进行“朋克祈祷”，其中3名成员被政府逮捕。译者注）。

而国摇面临的局面是严格的媒体审查，其情况远不止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

“国摇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或是对威权统治的抨击，”23岁的弗兰克·王，一手扶着黑框眼镜一手整理自己蓬松的头发说道，“这里还有年轻人为非主流文化遗产所做出的努力。”不同于天安门前为民主而暴动的学生式单纯，国摇目睹社会逐渐沦落为消费所驱动，变得颓废无力，摇滚的叛逆也同样变得多元和多样。

“我们只是想表达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情感经历，”大波浪乐队的李剑说，“然而却无法实现。”

此外，非主流文化运动在像中国这样保守的社会，想要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注定是一场举步维艰的战役。

像李剑一样玩朋克的人都知道，再怎么对着麦克风歇斯底里掏心掏肺，也注定了其音乐的小众市场。在中国9.17亿美元的音乐市场中（约合人民币63亿元），据Statista提供的资料，朋克摇滚用户只占很小一部分（据估计，只有1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30万元）。

摩登天空，中国少数独立唱片公司之一，其工作人员张小波表示：“不仅如此，如今朋克摇滚市场还遭受着盗版、严格审查，以及韩流音乐的冲击。”

但朋克摇滚在中国并不是新生事物，它至少可追溯到1989年，那时的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就已经举起叛逆的大旗。

然而从那以后，由于租金上涨和对现场音乐日益严格的限制（又称“颠覆性歌曲审查制度”，张解释说），一些朋克摇滚支柱性酒吧倒闭，包括D-22酒吧，后来的XP/小萍酒吧，以及近期关闭的Mao Livehouse，几个月前李还在那里弹奏过。显然，光是小众的热爱并不足以支撑国摇及其精神走下去。

这并不能阻止像王这样的朋克迷，一个满是书生气的博士生，对朋克一如既往的热爱。星期五的晚上，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地，混和着刺猬乐队的疯狂节奏，他和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同伴们一齐狂舞，还把拳头伸向空中。

意外的是，王博士并不热衷于科特·柯本（Kurt Cobain，摇滚乐队Nirvana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等类型的歌手，他的偶像是一位性情坦率的艺术家艾未未，由于其政治激进主义和行为艺术曾被大陆监控四年。

无论发生什么，朋克及其精神在中国的撤退都绝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