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措施将在3月份开启之际，我迷上了640公里之外[1]的一首足球赞歌。此前有新闻称爱丁堡居民在自家阳台上歌唱《爱在阳光灿烂时》（Sunshine on Leith）。那时我还没听说过这首歌，于是上网搜索，结果发现了一则视频。在阳光照耀下的苏格兰汉普顿公园球场，26000名希伯尼安球队的粉丝正齐声合唱这首歌，为球队夺得2016年苏冠而欢呼。两支球队早已离场，场馆另一半的座位也空空如也，整个画面就如同一场音乐会，粉丝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
我沉浸在视频的画面中，出神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万条白绿相间[2]的围巾被高高举起，每个人都扯着嗓子放声歌唱，目光所及，听及之处，数万份喜悦此刻融合交织，在此刻达到顶峰。当所有人齐唱副歌时，我的手机几乎承受不住如此高的音量，爆发出一阵杂乱的噪音。我想起一位国家级“无声合唱团”指挥员的话，“如果你能让足够多的人一起高声唱歌，听起来是不会差的。”此刻，每个个体自身的缺点都被潜藏起来，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相加。
（一）
隔离开始后，我开始搜索其他能让我想起群体的歌曲。有时一小段旋律能让人想起前任或老友，我要找的歌，是能让我回忆起与数千名陌生人共处的画面。我会听德雷克（Drake）的Nice for What，科菲（Koffee）的Toast，它们让我回忆起在诺丁山狂欢节[3]时的微醺，震颤的低音在几百万人胸腔中来回穿梭时，我被淹没在人群中，感到头晕目眩。
我怀念在昏暗、低矮的酒吧里随心所欲地跳舞；我怀念在寒冷的冬季里坐在温布尔登网球联赛看台上，对裁判的不公而开怀大骂；我怀念吟唱时的快乐，怀念自己单薄的声音融入群体的感觉；我怀念第一次参加节日、球赛、狂欢和抗议时的体验，那是一种夹杂着紧张与晕眩、一种过度刺激的感受，声与色的浪潮不住地向我涌来。我知道自己会融入到群体之中，从中获得力量，同时失去部分自我与独立，但我心甘情愿。我怀念教堂集会的神奇魔力，怀念因与众人选择共同信仰时的悸动感受。在这样的群体中，我的选择怎么可能有错呢？你瞧，这儿还有这么多人呢！
（二）
尽管我们怀念着群体，但新冠疫情的出现却赋予“群体”一层全新的含义。突然间，聚会变成了反社会行为，意味着你不顾病毒的传播，不顾他人的生命，而只在乎个人短暂的社交需求。似乎只要看见群体就会让人感到惊恐，我们反对他人开party，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音乐节和演唱会的照片，仿佛在转发恐怖电影画面。节日、教堂集会、狂欢、游行、合唱、示威、体育馆、礼堂、酒吧、剧院、影院的人群，各种形式的聚会，都变成了致命的活动。虽然随着隔离措施逐渐放松，人们开始重新聚集在公园里和沙滩上；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反抗灭绝[4]”（Extinction Rebellion）运动中，对不公现象表示反抗，但真正的群体活动在接下来几个月是不会回归了。
2012年诺丁山文化节
虽然疫情对我们的活动做出了特殊规定，但其实在隔离开始之前，群体活动就已面临威胁。我们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深居于自己的住所。人群变得越来越驯服和封闭，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控，成为人群一员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聚集自由和聚集成本的机会都大大降低。
（三）
“群体”一词一直以来都带有贬义色彩，比如犯罪集团，聚众闹事。即使是充满喜悦的聚会上有时也会发生犯罪。在美国聚众观看私刑、在印度观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袭击穆斯林的群众，不仅仅是一个个旁观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在场的沉默推动了暴力的产生。后方的人群给前方的人群形成一种支持，反之亦然。
节日庆典和教堂礼拜的人群也可能出现问题，一旦问题发生，就会制造出无可比拟的恐惧。还有什么比“群体恐慌”更骇人，比“被踩死”更令人胆寒。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中96人死亡，2010年柏林的“爱情大游行”狂欢活动中21人死亡，2015年麦加朝圣中，人群失控导致2400人死亡，这些群体事件深深啃噬着我们的神经。对某些人而言，即使是和平有序的人群也会令他们感到恐惧，导致他们产生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曼彻斯特彼得卢大屠杀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群体充满着诱惑力。渴望成为群体一员似乎是人类的天性。聚在一起举行仪式庆典，比如跳舞、吟唱、节庆、表演、唱歌、游行等活动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活动有记录开始。2003年，在诺丁汉郡发现了距今13000年的壁画，画上显示的是跳着康加舞的女子。考古学家保罗•佩蒂特（Paul Pettitt）称，这些壁画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壁画相吻合，说明这些壁画是欧洲旧石器时代群体唱跳文化的一部分。
芭芭拉•艾伦瑞克[5]（Barbara Ehrenreich）在2007年发表的《街头的狂欢》（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一书中引用了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等人的作品，指出舞蹈和音乐是一种社会粘合剂，使石器时代的人类能跨越家庭的边界，形成更大的群体，以便共同狩猎和自我保护。艾伦瑞克认为群体性仪式和语言一样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因素。邓巴和同事最近的实验也表明，聚在一起唱歌能够在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能力“可能是现代人类成功进化的因素之一”。
到了19 世纪，工业化城市的规模呈爆炸式增长，这时群体心理和从众行为的研究才正式开始。古斯塔夫·勒庞[6] (Gustave Le Bon) 等思想家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与暴徒近在咫尺。群体在受到煽动后会采取暴力，甚至连善良、正直的公民都会卷入其中。 勒庞在书中写道：“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7]
基尔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表示，虽然从勒庞时代以来，群体心理学这门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早期理论仍具影响力。 2011 年英国各地爆发暴乱，大量媒体报道让人联想到那时的理论：群体是文明社会反常的入侵者，是煽动者在原本稳定自足的人类社会中传播的疾病。
2011 年 8 月伦敦东部哈克尼骚乱
“我们需要承认，从科学角度看，传统的（群体）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斯托特说，“它并没有对群体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测。但与之相关的说法却无处不在。”斯托特认为原因很简单：“传统理论在极大程度上有助于权势群体，它病态化、孤立看待群体暴力，将之描述为毫无价值，这样就能合法化权势对群体的压制。”斯托特还认为，权势还借此理论将责任推卸给群体暴力，以逃避自己的责任。上周，美国司法部长指责“外部煽动者”推动暴力，特朗普提到“专业管理”的“暴徒”，他们所暗示的正是勒庞在 19 世纪提出的理论。
近几十年来，对群体行为详细的分析研究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群体行为的复杂性，许多研究结果与此前的旧理论并不相符。爱丁堡大学研究群体心理学的学者安妮·邓普顿 (Anne Templeton) 说：“群体具有惊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能力，会做出许多亲社会行为，帮助群体中的其他人。”她提到了 2017 年曼彻斯特竞技场恐怖袭击事件，当时的监控显示，群众在紧急救援到达之前对伤员进行急救，当地的人们则迅速为受害者提供食物、住所、交通和情感支持。 “人们在紧急情况下会向陌生人提供大量帮助，尤其当他们身处群体中时。”
邓普顿说，当我们身处自己选择的群体中时，大脑会发生奇秒的变化。我们不仅感到更快乐和自信，厌恶门槛也会降低。这就是为何节日聚会的人愿意与陌生人分享饮料（由于彼此靠近，饮料上还沾有彼此的汗水），麦加朝圣者有时还会分享带着血渍的刮头刀片。在人群中，我们感到更安全。
（四）
当代英国人对群体的看法是在上世纪末的两次大众文化爆发中形成的。第一次是上世纪70 、80 年代的球迷潮和本可避免的希斯堡惨案[8]——当时政府将人群视为野蛮的暴徒，媒体、警界、政界和足球界充斥着对群体的恐惧和厌恶。其次是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迷幻浩室[9]（acid house）和锐舞文化[10]（rave）的兴起，锐舞文化在当时是一种全国性的亚文化浪潮，人们在全国各地的田野和仓库中举办非法或不正当的“自由派对”。尽管媒体普遍妖魔化这两种文化，但它们仍迅速发展；它们与法律斗争，但法律占据了上风。对于那些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聚集的人来说，一切都变了。
1989 年在伯克郡举行的迷幻浩室
1994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禁止一切伴有音乐的露天、夜间集会。该法案规定，“‘音乐’包括全部或主要以连续重复节拍为特征的声音。”上议院在对该法案进行辩论时，消除了所有与立法目的有关的含糊之处。
《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让自由派对无处藏身，就像希斯堡惨案一样，它的影响延续至今。事实上这只是限制自由派对的开端。由于监控技术的兴起和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过去 25 年对群体来说极具挑战。上世纪90年代，英国内政部犯罪预防78%的预算都用于安装电视监控系统，2000年至2006年又投入5亿英镑。伦敦一度成为世界上监控最多的城市，即使在今天，除了中国，全球人均监控数最多的地方仍是伦敦。
1997年警察闯入一个仓库派对
21世纪监控数量的激增只是城市限制人群自由的方式之一。城市改造计划的目的是有效地引导我们走向专为人类设计的职场和商店，人类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在这些空间里进行交易。在现代英国城市，那些看似可能的聚集场所往往是一个假象，它们从此前真正的公共空间被改造成如今私有的公共空间。安保人员在四周巡逻，人们受到私人制定规则的约束，主人有权禁止集会和政治抗议活动，并且可以随时赶走他们想赶走的人。
若要说《刑事司法法》出台以来，英国城市经历了巨变，那么城市居民也不例外。就像我们脚下不断变化的空间布局和掌控人们行为的法律，21 世纪的群体行为还受到各种新设备的影响，评论家哈罗德·莱因戈尔德 (Harold Rheingold) 在他 2002 年的著作《聪明的暴徒》(Smart Mobs) 中预见性地提到了新型群体，这种群体即使从未见面也能做出一致的行为。他预测，下一波移动电信浪潮将引发一场“社会海啸”。
尽管疏离和孤独是现代生活的典型特征，但一旦有需要时，群体就会再次出现。2009 年的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马德里大游行和 2013 年土耳其的盖兹公园抗议活动——在这些“广场运动”中，公共空间重新被愤怒的新鲜面孔所填满，他们正是通过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并建立最初的联系网。就像当时有句标语这样说“线上解决问题，线下付出劳力”。
这些数字化工具在 2010 年冬天席卷了英国街道，当时学生和反对削减支出的抗议者反对保守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紧缩政策和三倍学费计划，而警方采取了未受认可的围堵策略，防暴警察在户外把人圈在他们之间，连续几小时不让吃东西、喝水、上厕所，也没有保暖衣物和医疗援助。
2010年12月，在伦敦学生示威期间，骑警骑着马冲向抗议者
在爱丁堡大学讲授抗议历史的汉娜•奥科克（Hannah Awcock）在学生时代参加了 2010 年的抗议活动。她说，纵观历史，从 1866 年海德公园的选举暴动到学生示威，抗议人群的活动往往会超出组织者或政府允许的范围。然而，虽然从学生抗议和伦敦骚乱以来，英国脱欧和紧缩政策引发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九年，但大规模抗议活动却更加平和，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在英国，“9/11 之后真正激进、对抗性的治安活动似乎有所减少，”奥科克说，“也许是因为抗议活动自身的原因，但这也是由于治安活动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方法，比如监控和情报收集等技术。
过去十年治安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归功于群体心理学家幕后的政策工作。斯托特多年来一直与警察和足球界合作，防止出现粗暴的治安活动。他说，转折点发生在2011 年谢菲尔德举行的自由民主党会议，南约克郡警方在会上答应尝试斯托特的建议。谢菲尔德与布莱顿、利物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不同，政党很少在这里举行会议，但预计这次会出现大量学生和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活动。为此，警方成立了一种新的“对话小组”，由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联络小组 (PLT) 组成，他们会招募一些人在抗议的人群中走动并与他们单独交流，而不是从人群外面来整体进行治安。
斯托特说：“我们发现，这些对话小组的治理对象其实是警方，他们劝说警方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因而阻止了许多不必要的干预。”没有防暴警察介入，抗议活动的激进程度降低，人群得以自我管理。斯托特说，从那以后，这种方法越来越普遍。 “只要警察能够有效对话和沟通，混乱就会减少。就这么简单。”
虽然听起来这是一大进步，但现实与言辞并不总是一致。即使是最初试图与警方建立友好关系、希望将大规模逮捕作为一种策略的环保组织“反抗灭绝”后来也谴责伦敦警察的过激行为，称其在数百起事件中“系统性歧视、常规使用武力、恐吓和进行人身伤害”。就在最近，伦敦警察利用新冠社交距离有关的立法在伦敦举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执行逮捕，这表明还有许多警察不愿退离人群。
（五）
如今，我们不再将聚集的人群看作是开放的群体，而主要是一种赚钱机会。21 世纪的群体是货币化的、衰弱的群体，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活动产业[11]的兴起。活动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有活动才有活动产业的诞生。活动产业通常会接受赞助，也许会有入场费，也许会请一些媒体，这有利于城市宣传和旅游业发展，它是提前计划好的活动，富有秩序，受到监管，会在特定的时间散场。活动产业现已当代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市民重塑为一种创收工具。
伦敦市政厅前面的广场，这是一个被管控、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消费者，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自称为“合作伙伴”的商业赞助就会密切关注活动产业的一举一动。去年，伦敦举办了维珍理财马拉松赛（Virgin Money London Marathon）、保诚保险自行车赛（Prudential RideLondon）、健力氏六国锦标赛（Guinness Six Nations）和 EFG银行爵士音乐节（EFG London Jazz Festival），2019年的伦敦同志游行（ Pride in London）狂揽73 个“合作伙伴”，头号赞助商有特易购（Tesco） 、索尼PS（PlayStation）、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 、露华浓（Revlon）与福克斯顿（Foxtons）。
无疑一个大型活动越是精心计划和管理，参加活动的人越安全，人们也越能享受活动。如果有专为行动不便的人设置无障碍通道、有足够的厕所和通道、便利的交通路线、良好的视线、食物和水以及儿童设施，受伤等问题的风险不仅会降至最低，而且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而不仅仅是弱势群体。文化节的组织者往往也认为，这些费用由赞助商支付，这样所有人都能免费参与。音乐直播平台Boiler Room将诺丁山狂欢节的现场画面向全世界直播；南伦敦的兰贝斯乡村秀（Lambeth Country Show）等免费社区节日突然涌进大量安保人员，引起人群的愤怒和抵制。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很难不去怀疑，群体的某些特征是不是已不复存在。
（六）
也许这过于悲观。21 世纪对群体的驯化并没有扼杀其力量。身处群体的体验仍然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们。由于学者的研究，现在人们对群体的看法已不再是那种拥有一个大脑、上千只手脚的怪物，至少我们知道，群体的关键正是身处其中每个个体的多样性。
群体中的人并非亦步亦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参与合作门槛，比如总有第一个去尝试的人。不管怎样，群体让更多害羞和保守的人敢于做出他们之前不会做的事，比如在公共场合宣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性取向、占领银行、扔砖头、与陌生人打架、随着阿巴合唱团的（Abba）的乐声在城际火车站的大厅里舞蹈。
作为群体一员不是一块不用就会萎缩的肌肉，我们向往群体、需要群体的历史较之隔离的区区数月，根本不算什么。身处群体的渴望是我们的天性，它怎么会轻易消散！【全文完】
注释
[1]作者所在地伦敦与视频中球赛所在地爱丁堡之间的距离。
[2]白绿条纹是希伯尼安球队队服的式样。
[3] 起源于1964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节，每年8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在英国伦敦西区诺丁山地区举行，以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文化为主题，是英国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
[4]气候抗议团体或运动，旨在迫使企业和政治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回应， 始于英国，但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
[5]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1941年出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美国畅销书作家，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
[6]古斯塔夫•勒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代表作《乌合之众》。
[7]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M].董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8] 在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的足总杯半决赛现场发生的严重踩踏事故。
[9] 一种具有快速重复节拍的流行合成舞曲，流行于 1980 年代，让人联想到摇头丸等药物。
[10]有DJ表演的大型舞会或地下狂欢派对，过去常常在秘密、僻静的地方举行。
[11]也称为活动管理和活动策划，比如招聘会、节日或商务会议。 它是由活动行业中的某个人（或多个人）计划和管理的，包括大型公司的单人派对、大型社交活动等。
编译：魏丽红
校改：魏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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