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地理》
一名两岁的女孩在蒙古乌兰巴托一家专门治疗肺炎及肺部疾病的医院接受治疗。女孩的前额上是一块她母亲用来抵御恶灵的煤灰。这儿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究其原因，燃煤难逃其咎。每年冬天，住院医生的呼吸疾病患者都会激增，尤其是儿童患者，远远超出了医院的容量。
空气污染与致命代价
当新冠肺炎开始在全球肆虐，弗朗西斯卡·多米尼西也在怀疑空气污染正增加死亡人数。 这合乎逻辑，因为是科学家们基于对空气污染和新冠病毒的所有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受污染地区的人更有可能患上慢性疾病，而这些患者也最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此外，空气污染会削弱免疫系统，使气道发炎，导致身体无法抵御呼吸系统病毒。
许多专家看到了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院的生物统计学教授多米尼西尤其更能验证这一猜想。多米尼西和同事们花了多年时间创建了一个卓越的数据平台，该平台将数千万美国人的健康信息与他们自2000年以来每天呼吸的空气报告相联系。去年夏天，多米尼西在她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向我解释了这件事。在伦敦，也就是我在家办公的地方，最初由封锁带来的短暂喘息已经结束了，柴油烟雾再次蒙上了空气。
在乌兰巴托，煤及煤所造成的后果无处不在。（左上角）一个男人在一家煤炭加工厂扫地，工厂里的原煤为家庭炉灶制做煤块。（右上方）像这样的燃煤发电厂是污染的另一个来源，威胁着健康和气候。（左下角）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里一名儿童的胸部x光片，检查肺炎的迹象。污染是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右下角)议会大楼的外面，苏巴托广场上站着一位反污染的活动家.蒙古的政府几乎没有为开发清洁能源做过什么事。
多米尼西告诉我，她每年都会购买参加医疗保险的大约6000万美国老年人的详细（匿名）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族、邮政编码以及所有死亡和住院的日期和诊断代码。这是数据平台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在多米尼西和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乔尔·施瓦茨的领导下，数十名科学家首先将美国划分为一个1公里宽的正方形网格，然后训练了一个机器学习程序，计算17年以来的每日污染物水平——即使程序里并没有污染监测器。
有了这两组数据，多米尼西和她的同事们就可以第一次研究到美国各个角落里空气污染的影响。据此得出的结论令人忧心忡忡。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即使在空气符合国家标准的地方，污染也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多米尼西解释道，这就意味着“标准并不安全”。
两年后，该小组报告说，每当空气污染水平上升时，因肾衰竭和败血症等疾病住院的病例就会增加，而这些疾病与污染的联系几乎都被忽视了。这些发现增加了大量证据，表明PM2.5或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大约是人类头发宽度的30之一。其中一些颗粒，例如煤烟，可进入到血液中。科学家们在心脏、大脑和胎盘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甚至还有更小的“超细”颗粒。
当流行病爆发时，多米尼西及其团队很快决定将全国空气质量数据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个县新冠死亡数据进行交叉引用。果然，在PM2.5更多的地方，死亡率更高——这些地方，由于几十年都暴露在恶劣空气中，人们的身体易于受冠状病毒的敏感。该研究小组去年12月报告说，在全球范围内，颗粒污染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15%。在东亚污染严重的国家，占比为27%.
科学界之外的很多人都感到震惊。这一发现成为了新闻头条。“对我来说，这很正常，”多米尼奇说。“完全说得通。”多米尼西知道——比起新冠病毒，空气污染会带走更多的生命，也更规律得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导致每年约有700万人过早死亡，是饮酒过量的两倍多，是交通事故的五倍多。（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污染的损失远远高于世卫组织的估计。）其中，大多数死亡是由室外空气污染造成的；其余的主要归因于室内炉灶产生的烟雾。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一半——但空气污染在发达国家仍然是一个重量级杀手。世界银行认为，每年全球经济成本超过了5万亿美元。
根据美国肺脏协会（致力于改善肺健康及预防肺疾病的非盈利组织）的数据，在美国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案》50年后，超过45%的美国人仍然在呼吸着有害空气。这导致了每年超过6万人过早死亡——更不用说已经死亡的几千个因空气污染使更易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污染是隐藏的杀手，却未被列在死亡证明上。多米尼西在我们发言时说，也许今年，空气污染与可怕的新威胁——一种肆虐并迅速传播的病毒之间的交叉——将帮助我们认识到空气污染一直以来造成的损害。
但在去年12月，当美国环境保护署正式决定不收紧PM2.5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保持在目前的水平时，忽略了多米尼奇以及本署科学家们的研究。科学家们计算出，将年度标准降低25%，每年将挽救1.2万条生命。
空气污染的残酷底线——存在得越多，呼吸者的生命就越短——这是由1993年一个被称为“六城”研究的里程碑式项目确定的。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六个城市中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人们的过早死亡率要比其中最干净的城市高26%。污染缩短了他们大约两年的寿命。
已经退休的首席作者道格拉斯·道克里告诉我，“这真是极其令人惊讶。事实上，这种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相信。”但来自美国癌症协会的另一组长期数据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从那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关于空气污染的两个重要事实：其危害要比想象中所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多得多。这种实际上的多样性让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肺部医学教授迪安·施劳夫纳格尔感到震惊。2018年，他领导了一个小组，回顾和总结了几十年的研究。
他的委员会报告说，空气污染几乎影响了人体所有的基本系统。可能导致约20%的人死于中风和冠状动脉疾病，引发心脏病发作和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还与肺癌、膀胱癌、结肠癌、肾癌、胃癌以及儿童白血病有关。会损害儿童的认知发展，并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或死于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也与糖尿病、肥胖、骨质疏松症、生育能力下降、流产、情绪障碍、睡眠呼吸暂停密切相关——远远还不止这些。
另一方面也带了希望：空气更清洁，身体也会更健康。自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实施以来以来，污染率下降了77%，延长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根据美国环保署的估计，1990年的法律修正案，仅在2020年就避免了23万人死亡。
种种源头与残酷现实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空气要糟得多。 摄影师马蒂厄·佩利和我访问了蒙古的乌兰巴托，这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人们依靠煤炭生存的时候。城市的发电厂、来自乡村的贫困移民的蒙古包里成吨成袋的燃烧着煤炭。
“我不再知道健康的肺是什么样的了，”甘贾加尔·登贝雷尔医生说道。“每个人都有支气管炎或其他问题，尤其是在冬天。”
在东欧和中欧，家庭烟囱和发电厂仍然喷出了危害健康和气候的煤烟。在我已经住了20年的伦敦，曾经煤烟就像豌豆浓汤一样笼罩着城市，浓稠，恶臭，浑浊，致命。但幸运的是，那些日子早在我到达之前就结束了。不过，英国及其大陆的邻国正在遭受另一种有毒燃料——柴油的侵袭。
长期以来，比汽油更脏的柴油在欧洲很受欢迎，因为柴油能够支撑更长的里程。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和法兰克福——繁忙的道路上弥漫着像在伦敦一样的烟雾，烟雾是如此的厚重，如沙砾般覆盖着牙齿。每次我回到纽约，我都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呼吸的空气明显比伦敦干净。而回到英国时，我就会担心烟雾会对我十几岁的女儿有什么影响，她的肺还在成长中，还很脆弱。
当然，柴油和煤并不是欧洲和其他地方唯一污染空气的东西。壁炉或炉灶厚重的木烟携带PM2.5，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去年的封锁给了科学家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去看看当某些污染源暂时停止时会发生什么。今年春天，当病毒肆虐意大利北部时，米兰欧洲经济学与环境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瓦伦蒂娜·博塞蒂和马西莫·塔沃尼发现，尽管交通和工业几乎停止，但空气质量并没有像许多当地人认为的那样有很多改善。“报纸上写，蓝天，一切都很完美，”博塞蒂说道。“并非如此。在远离道路或工厂的监控器中，PM2.5的水平仅下降了16%，二氧化氮的水平仅下降了33%。
事实证明，当人们待在家里时，有一个大部门仍在污染环境：农业。一项研究将农业列为欧洲、美国东部、俄罗斯和东亚最大的单一PM2.5来源。大量的粪便和化肥会释放出氨，氨会与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发生反应，产生微小的颗粒。科学家们早就明白这一点，但博塞蒂希望鲜活的现实世界证明能有助于产生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重重障碍与星星之火
欧洲空气质量问题的不仅仅出在根源上，更是政治和监管方面的失败。2015年，民众发现，大众设计了1100万辆带有“故障装置”的柴油汽车——污染控制在测试期间激活，但在其余时间会被关闭。美国当局迫使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补偿客户，修理或回购汽车。然而，根据倡导组织“运输与环境”的数据，欧洲已经允许5100万辆二氧化氮排放达到三倍或三倍以上的汽车和货车（来自各种制造商）投入使用。
欧洲并不是强迫制造商遵守汽车法规，而是主要让城市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整个欧洲大陆，地方政府正在禁止出现最脏的车辆或惩罚其车主。这是朝着清洁空气迈出的一步——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正在推动司机远离柴油机——但拼凑起来的努力远不如更高层次的行动那么有效。
美国是如何清除空气污染系统的
5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遵循科学，成为世界的典范。
洛杉矶的长住居民还记得那些城市周围的山脉几乎看不见的日子。今天，这些山脉是洛杉矶崎岖之美的中心。
这不仅仅是在南加州。由于1970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各地的空气都得到了77%的清洁——尽管人口、经济和公路上的汽车数量都在增长。这种改善延长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节省了数万亿美元，并使美国成为全球空气污染的成功案例。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是两党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参议院的一致通过，并仅以一张“反对票”通过了众议院。
空气污染治理的成功源于对科学证据、问责制的关注，以及其基于健康的雄心壮志的目标。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是两党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参议院的一致通过，并仅以一张“反对票”通过了众议院。
美国肺脏协会的保罗·比林斯说：“《清洁空气法》仍然是美国20世纪颁布的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法。”其中一条规定要求汽车制造商将尾气污染减少90%。今天的汽车比1970年以前的车型清洁了99%。
但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副主席穆斯塔法·圣地亚哥·阿里认为这只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他说：“我希望我们能达到历史上的一个点，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仅了解该法案的价值，也愿意努力去巩固该法案。”
中国的空气污染致死率在世界上依然很高，但最近在天空清洁上取得很大进展——而印度的应对则大多没有效果。在世卫组织PM2.5水平数据库中排名前10的城市中，印度就占了9个。
拉瓦卡雷曾经住在加州，但在2009年，当她和丈夫返回了印度时，深深震惊于印度如此严重的污染。她建议父母安装空气净化器，但父母并没有听从，不过在她买了些回来之后就感觉空气好多了。
2017年，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病情发展得太快了，”拉瓦卡雷回忆道。医生们“都说，是的，看看她住在哪里？一直都住在印度北部啊。这可是世界污染之都。”她的母亲于2018年去世。
那时，拉瓦卡雷与其他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倡导组织，成功地争取到议会探讨这个问题，甚至向联合国提交了人权请愿书。她写了一本关于她母亲去世的书，《呼吸在这里对你的健康有害》。“我们什么都尝试过了，”她告诉我。“遗憾的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德里的情况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该市要求公共汽车及其无处不在的自动人力车改用压缩天然气行驶。但经济增长很快就超过了所有的反污染措施。例如，从2001年到2017年，印度公路上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建筑热潮掀起，砌砖用量不断增加，而这些砖头是在不过滤烟雾就烧煤的窑炉中制造的。
城市排放研究组织主任萨拉斯·古蒂昆达说，10年来，室外污染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他告诉我，“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城市减少了污染。”但一个突出的地方是：推动印度农村人替代烟熏烹饪燃料，减少了室内污染，每年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美国，美国严重的种族不平等又为空气污染增加了一个维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黑人接触的PM2.5大约是总人口的1.5倍，而且这种差异更多是种族上的而非经济上的。
“富有的美国黑人一直比贫穷的美国白人呼吸更多的污染，”多米尼西告诉我。这种分歧正在扩大。“我们一直在清理国家的空气，但我们主要在清理白人居住的空气。”
对于那些遭受这种差异影响的人来说，他们对此的抵制不断增加。2013年，当沙沙达·坎贝尔还在南巴尔的摩市上高中时，她听说马里兰州已经批准了在离学校不到6公里的地方新建焚烧炉的计划。她立马反应道：“不。我们不需要。这里已经很臭了；污染已经够严重了。”
坎贝尔和她的同学们住在布鲁克林和柯蒂斯湾的社区，这些社区都很贫穷，有相当多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口。该地区已经承载了一个医疗垃圾焚烧炉、一个化工厂、一个垃圾填埋场和一个巨大的露天煤堆。“所有这些东西都出现在这里，这并非偶然。这是故意的，”坎贝尔说。肮脏的设施放在了布鲁克林或柯蒂斯湾，
在巴尔的摩南部的马里兰州，污染导致的问题促使坎贝尔（坐在前面）和其他青年活动人士在布鲁克林和柯蒂斯湾的街区帮助摧毁在附近建立焚烧炉的计划。这里的居民住得离工业污染很近，包括一个医疗垃圾焚烧炉，一家化工厂，和一个垃圾填埋场。
有色人种通常由于种族主义抵押贷款限制被分配到工业社区。纽约大学环境医学教授乔治·瑟斯顿说，公司在这些地区建造新的污染设施是因为土地更便宜，居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他们避开了人们拥有这种权力的更富裕的社区，”他说。“他们想定位在阻力较小的地方。
坎贝尔还没有准备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她和一群同学自称“释放你的声音”，开始挨家挨户敲门，收集签名。“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进行反击，”她回忆道。这花了三年时间，但他们赢了。焚化炉的计划已经停止了。“看到这一幕真是太棒了，哇，我们真的做出了什么。我们做出了改变。”
这些天，坎贝尔进入学校教孩子们如何对抗环境种族主义。在她的高中，一位教练告诉她说组建不了篮球队，“因为他们都有哮喘。他们跑不了多长。”去年夏天，在“黑人之命”的游行中，其他抗议者告诉她，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污染和警察暴力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她说。
在欧洲大陆的另一边，安东尼·维多利亚的对手不是焚烧炉，而是消费者经济——至少目前的形式是这样的。维多利亚是个年轻人，住在加州的内陆帝国。这个地方曾经以柑橘园而闻名，距离洛杉矶和长滩的集装箱港口往内陆96公里，现在是亚马逊、塔吉特、沃尔玛的仓库中心，分销从中国和其他地方进口的产品。“你只会看到一行又一行，一个又一个的仓库，”维多利亚说。“如果在居民区，街对面也会有个巨大的大型仓库。”
“社区行动和环境正义中心”是他当时工作的一个倡导组织，组织为居民手持柜台来记录卡车交通。沿着东西高速公路60号公路，一个小时内他们记录到通过了1161人次。“你可以想象，这将会对一些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维多利亚继续说。“我们的社区被称作柴油死亡区。最近，新冠病毒摧毁了一些仓库，身边的人是完全身处在恐惧中的，”维多利亚说——仓库工人“由于污染已经免疫功能低下，”现在害怕他们会把病毒带给患有哮喘或癌症的儿童和父母。
这里也有一些变化的迹象。维多利亚的组织与加州航空资源委员会分享了其卡车数量，而该委员会的规则经常引领着全国。去年，该机构发布了一项新的报告：到2024年，制造商必须开始逐步生产零排放卡车，到2035年，实现美国新型无污染卡车份额稳步增长。该机构还在扩大一项要求，即船舶在停靠时关闭发动机并插入码头电力，或使用污染捕获技术。加州清洁空气联盟的主席乔·廖尤说，卡车和船只的规则“加在一起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许多减少不健康空气污染的措施一样，新规定也减少了导致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两者都有相同的原因：我们依赖化石燃料。这意味着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转向更清洁的能源，不仅是为了避免干旱、洪水、野火和风暴的可怕未来，也将使我们现在更加健康——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很可能获得最大的收益。根据美国肺脏协会的数据，在美国，每年仅仅改用电动汽车就可以挽救数千人的生命和720亿美元的健康损失。
维多利亚从中看到了希望。他相信，电动卡车制造等行业可以给他的社区带来更清新的空气和新的经济机会。他说：“我们不一定要为工作牺牲健康质量或空气质量。”“我们可以两者兼得。”
在中国，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根据一项研究，2020年初封锁期间的空气质量改善挽救了超过9000多人，约有24000人，超过了病毒死亡人数。根据另一项研究，至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病毒的死亡人数低于5000人。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陈凯说，科学家们早就明白，更好的空气可以挽救生命。但看着它发生“真是太戏剧性了”。
虽然流行病的致命影响不容忽视，但污染得到的关注却要少得多，尽管因污染而死亡的人数更多。多米尼西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很难将污染与个人死亡联系起来——附上受害者的名字和面孔。一个成功做出改变的人是罗莎蒙德·德伯拉，英国最著名的清洁空气活动家。
德伯拉的大女儿艾拉于2013年死于哮喘，享年9岁。这家人住在离伦敦最繁忙的公路方圆不到一百米，德伯布拉认为艾拉生病的原因是汽车废气。她花了很多年用法律斗争来证明这一点。
在伦敦，艾拉·罗伯塔·阿杜·基斯·德伯拉（左图）住在一条繁忙街道的地方，柴油是一个主要的污染源。艾拉患有严重的哮喘，经常在污染高峰期间住院治疗。2013年，她因疾病去世，享年9岁。“我想念她碰到我的脸，”艾拉的母亲罗莎蒙德（右）说。她曾经是一名教师，现在是一名活动家，多年来她一直努力通过将空气污染的死亡证明纳入艾拉，来提高人们对空气污染的认识。2020年12月，一名验尸官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她的裁决。
艾拉死后，南安普顿大学的哮喘专家斯蒂芬·霍尔盖特发现，这个孩子的数十起住院治疗中，包括最后一次，都与污染高峰相吻合。他总结道，如果有了更干净的空气，艾拉很可能还活着。作为一个父母，“这很难接受，”德伯拉告诉我。她的脖子上挂着三颗银色的心，上面刻着艾拉和两个小孩的指纹。
在2014年的第一次调查中，验尸官定义艾拉死于急性呼吸衰竭和哮喘，但没有考虑任何外部原因。德伯拉继续坚持下去，她的斗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她认为，把污染写在艾拉的死亡证明上——一个英国人，也许是世界第一个——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冷酷的安慰，但它将具有道德和政治力量。英国的空气结束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这无疑意味着也会危及他人——那么应该采取行动。
德伯拉知道答案并不复杂。如果政府强制执行，基于科学的法规就会有效。“我的女儿并不是唯一一个，”她说。对于伦敦的其他孩子来说，“我想要真正的改变。”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女儿，她也在烟雾中长大。
去年12月，随着第二次调查终于进行，霍尔盖特将艾拉比作“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作证说，艾拉在去世之前经历了两年多的“濒死经历”。最后，验尸官裁定，艾拉家附近的空气污染超出了英国法律的限制，这确实导致了死亡。
这一次，每年因空气污染而丧生的700万人拥有了代表性的一张脸。这张脸属于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全文完】
来源：《国家地理》
作者：Beth Gardiner
编译：曹林
校改：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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