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索托首都马塞卢最大的制衣厂之一，每天都有大量来自欧美市场的订单争相涌入，但工厂的主管们从不雇用足够的正式工人以满足这些订单需求。相反，每天早晨，厂内的缝纫机开始嗡嗡作响几个小时后，一名男主管就会漫不经心地走到工厂门口——那里早已站满几十个正焦急等待的妇女。当他走近时，她们便冲上前去，紧靠围栏，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试图引起这名主管的注意。
这些妇女被称作“日工”，她们每天需要辗转多家工厂以谋得一份数小时的临时工作。她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才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为了拿到仅略高于6英镑的日工资，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反复的骚扰和性侵。
当“性侵”成为文化
“如果一个女人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她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搞到食物，”工厂薪酬管理部的德贝朗·莫哈皮（Thebelang Mohapi）说道。她看着大门外的女人们，心中满是怜悯和恐惧：她明白，只要工作上出现一个极小的失误，她就会遭遇和她们同样的对待。“没有人敢阻止这些主管们。他们仗着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23岁的莫哈皮知道，为了保住饭碗，普通员工也会被迫与主管发生性关系，但她认为，只要她埋头努力工作，就不会被注意到。莫哈皮通过试用期后，她的主管把她调到一个全职岗位，她感觉自己肩上积压多年的包袱才终于卸了下来。
然而几周后，在她轮班即将结束之时，主管找到了她，并把她带进办公室。她默默地看着他拉上了百叶窗，同时让她把门关上。“一开始，他试图让我相信他爱上了我，希望能和我交往。我拒绝了他，他就说我必须报答一下他，”她说。接着他突然怒火中烧，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朝她大吼大骂，在昏暗中向她步步逼近。莫哈皮逃出了办公室，浑身颤抖着跑到工厂的人力资源管理处，反映自己受到了性骚扰。结果当天下班前，她就被解雇了。
“一切都在瞬间改变了，”莫哈皮说。她和丈夫刚刚租下一间一居室的小房子，她还梦想着攒够钱去读护校。她的丈夫正在努力养活她和他们的小女儿。他过去在服装厂工作，负责在牛仔裤的膝盖处磨洞，让其呈现一种破烂的时尚感，但因吸入过多牛仔布纤维粉尘患病后，他不得不辞职。“我本以为这份工作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善。我知道工厂里发生的那些龌龊事，但我居然蠢到以为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她说。
去年年底，我在马塞卢见到莫哈皮时，她已经失业将近一年。工厂的人力资源经理在她的档案中放了一封信，说她态度傲慢、不服从管理，工作也不令人满意。“那封信，”她说，“就像幽灵一样时刻形影不离。我被惩罚了，而那个人却仍旧在那里，领着丰厚的薪水回家，我每天都为此感到愤怒。没有人关心那里的女性遭遇了什么。”
非政府组织工人权益联盟（WRC）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马塞卢的多家服装厂普遍存在性骚扰、性侵犯和性暴力事件。来自三家不同工厂的120余名女员工证实，她们为了保住饭碗被迫与主管发生性关系。其中一些人表示她们曾在工作场所遭到强奸。另一些人则表示她们被迫和主管进行无保护性行为，否则无法领到工资，她们也因此感染了艾滋病。而向人事部门反映此类事件的员工均遭到解雇。
接受调查的工厂均为台湾“年兴纺织”公司（Nien Hsing）位于非洲国家莱索托的牛仔裤工厂。“年兴纺织”为大型跨国企业，工厂遍布墨西哥、莱索托、越南等世界各地，合作企业包括知名牛仔品牌Levi’s、Wrangler及美国童装零售商The Children’s Place等。据统计，年兴纺织在莱索托设有5间工厂，雇佣人数占据这个非洲小国所有成衣劳动人口的1/4，共雇有约1万名女性员工。
WRC的调查报告首次直指与知名品牌相关的性侵事件，但这一事件并非个例。位于印度、巴西、墨西哥、斯里兰卡、中国、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的众多国际时装品牌成衣代工厂也普遍存在针对制衣工人的性骚扰和性暴力行为。行动援助组织（ActionAid）2019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80%的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曾在工作场所遭遇性暴力。“性骚扰是服装业的肮脏秘密，”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活动家兼法律倡导者阿茹娜·卡希亚普（Aruna Kashyap）谈道，“几乎没有人要求品牌商对女性员工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负责。”
疫情带来新挑战
“今年年初，我们还非常乐观地认为，莱索托这一案例的曝光能为全球服装业的女性带来真正改变，”执行董事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表示，“但现在全世界都处在急剧变化当中。”新冠疫情爆发沉重打击了全球服装产业。随着疫情蔓延，各地采取封锁措施，大量商业活动陷入“休克状态”。为降低损失，一些企业依据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取消了价值约8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716亿元）的订单；另一些企业为了避免更多的服装库存滞销，甚至拒绝接受交付的货物。
一系列残酷的连锁反应接踵而来：失业率急剧攀升，仅在孟加拉国就有超过100万工人失去工作；数百万人陷入赤贫。随着收入大幅削减、大批工厂陆续倒闭，本就在温饱线过活的工人，生存环境更为严峻。孟加拉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出现了严重压榨弱势工人的现象，其中甚至包括孕妇。对急需工作的女性工人的性暴力和虐待情况也在急剧增加。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数百万女性的人权危机。”诺瓦表示，“在我们发布莱索托工厂调查报告后，我们真的以为产业链底层女工可能面临的最坏情况已然被公之于众了。现在，随着工人们越来越拼命地保住工作，她们也将越来越难以发声。”
为了生存别无选择
莱索托是一个全境皆被南非包围的“国中国”，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服装业成为该国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成衣出口产值占GDP的20%以上。当地制衣厂主要生产牛仔成衣，每年出口2600多万条牛仔裤，其中大部分供应给Levi’s。在莱索托，女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外国企业在莱投资不断增加，制衣代工厂遍地开花，女性从业人员也因此翻番。然而蓬勃发展的服装业并没有给当地女性带来应有的回报，去年我采访的莱索托女工大部分月薪仅60英镑（约合人民币537元）左右，甚至低于一条Levi’s牛仔裤的价格。对于许多人而言，她们只能接受微薄的工资，否则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没有服装业，经济将面临崩溃。”莱索托全国服装和纺织工人联盟（NACTWU）的萨姆·莫赫勒（Sam Mokhele）说，“当地有4.6万人从事服装代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工厂关闭，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都将受到影响。”
莱索托当地的一家牛仔制衣厂。摄影：brianafrica/Alamy Stock Photo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高级研究员博比·斯塔·玛丽亚（Bobbie Sta Maria）表示，“由于制衣工人从事的是低薪酬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全世界的制衣工人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污名化和边缘化。行业内绝大多数底层工人都为女性，而几乎所有男性都是管理者的角色。各大服装品牌受益于这种行业模式及其较低的生产成本，因为他们知道女性为了养家糊口，再低的工资也会接受。”
疫情之下，由于品牌商想方设法挽回损失，女性工人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压迫愈加严重。莫哈皮说，即便是疫情爆发之前，工厂主管也长期被生产压力困扰，于是经常向工人们发泄。“他们会在车间里来回走动、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更加卖力地工作。他们会虐待我们，骂我们是妓女、畜生，”她说，“订单越大，情况就越糟糕。”
在工厂之外，莱索托也一度是强奸和性暴力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地大多数妇女都不信任警察。“在我们工厂里，女性很少发声，因为管理层毫不关心，她们也知道一旦发声就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莫哈皮说，“WRC的调查人员是第一个问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并倾听我们说话的人。”
WRC的调查人员赛斯丽·奈特哈卡纳（Sethelile Ntlhakana）表示，这次调查最初并非针对性侵问题开展的。“我们安排了大量的匿名非现场采访，询问员工关于工厂薪资待遇和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们偶然问到了女性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她们才开始谈及自己受到性侵犯。”奈特哈卡纳说，“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个例，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在说同样的话。”大多数女性从未谈论过自己的遭遇，一些人告诉奈特哈卡纳，她们被性侵后感染了艾滋病，却无法告诉自己的丈夫。
卡贝洛·塞洛（Kabelo Sello）是奈特哈卡纳采访的员工之一，她需要赡养家中年迈的老母亲，还要照顾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塞洛于2018年来到马塞卢谋生，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在年兴的一家工厂找到工作，负责给做好的牛仔裤打包装。在她的短期合同临近到期时，她的主管开始向她有所暗示，甚至晚上下班跟踪她回家。塞洛明白主管的意思：只要同意与他发生性行为，她就能获得一份永久性工作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我想的是我必须养活我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她静静地说，“所以我同意了，我也得到了工作，但我感到无比羞耻。而且他还在继续骚扰我，我不能对他的任何要求说不。”
在莱索托，我采访了10名牛仔裤工厂的女工。一位名叫马梅洛·马赫塔（Mamello Makhetha）的员工在谈到被主管强奸时情绪崩溃。她一边描述他压在她身上时廉价的须后水气味，一边掩面哭了起来。“他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说，“我意识到也许他对很多女员工都这么做了。也许对他来说，这只是午餐时间的消遣，但对我而言，就像死亡。”马赫塔试图向人事部门投诉此事，却被调到了另一部门的一个薪资更低的岗位。“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错误的，但如果我失去这份工作，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最终我只能接受，”她说。
某些男性员工对工厂里的“性侵”文化深感不安。约瑟夫·特拉利（Joseph Tlali）在制衣工厂已经工作20多年，是WRC调查披露的其中一家工厂的主管，同时也是四个女孩的父亲。“监管者们为所欲为，”他说，“即使是初级主管也在午休时间虐待女工。工厂经理实际上会在闭路电视上看他们做爱，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你知道，那无异于看色情片。每次我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女儿们，就在想：‘你们永远不要在那种地方工作。’”
特拉利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供公平的薪酬开始。“女性需要获得更高的报酬，这样她们才能感觉到自己有选择的余地，而不是连温饱都成问题。”他说，只要能完成订单，台湾总部的老板就不在乎主管如何对待她们；只要能收到货，品牌商也不在乎工厂里发生了什么。“这些妇女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他说，“她们不能告诉自己的丈夫，因为她们觉得会受到责备。所以事实上，她们只能依靠自己。”
社会审计漏洞百出
Levi’s因其严格遵守道德采购标准（译者注：道德采购通常是指企业承诺保证采购物品及原料来源正当，积极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实施合乎国际水平的劳工标准）而在业内广受赞誉，它是最早要求供应商遵守人权和劳工标准的时尚品牌之一。然而，它在莱索托的供应链依然充斥着性暴力。正如我采访的一位活动家说的：“如果连Levi’s的供应链都存在这种事情，那么整个行业就普遍存在这一现象。”虽然各大品牌商都有自己的道德采购准则，但大多数（包括Levi’s在内）都是通过工厂检查和社会责任审计的方式来实现“道德采购”。
90年代大批“血汗工厂”被曝光，Nike和Gap等国际品牌的代工厂被发现大量存在剥削工人的情况，之后服装业开始依赖社会审计来实施监督。但多年来，相关人士一直警告称，行为准则和社会审计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可能会产生误导。社会审计帮助企业树立社会形象，却允许他们把全部责任推卸给供应商。人权观察组织的阿鲁纳·卡希亚普说，“这些审计不是为了保护工人，而是为了维护服装公司的声誉。”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模式漏洞百出，长期以来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2012年，巴基斯坦阿里企业（Ali Enterprises）工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近300名工人死亡。2013年，孟加拉国达卡一座八层高的厂房倒塌，造成113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在这两起事故中，这些工厂都在灾难发生前不久接受过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并获得安全认证。如果审计不能发现一栋建筑即将倒塌，那么他们就更无法检查出潜藏的性暴力问题，”卡希亚普说。但凡涉及到性骚扰问题，品牌商们甚至不会过问。“他们根本不想知道。”
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制衣厂大楼坍塌事故。摄影:ZUMA/Rex Features
WRC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工厂都通过了审计和检查。“审计单位来调查时，他们只会在人多的场合与我们交谈，而且通常是在我们经理面前。”卡贝洛·塞洛说，“即使他们单独与我们交谈，管理层也在观察，因此，如果没有通过审计，就知道是谁在‘捣鬼’。审计人员从不问我们任何问题——他们只会说：‘你工作快乐吗？’我们都点头。”几位匿名受访的女性员工都表示他们绝不会向审计员透露任何问题，尤其是性骚扰。
当被问及社会审计为何没能发现WRC调查到的任何虐待行为时，Levi’s“工人福利”项目的负责人金·艾米迪娅（Kim Almedia）解释称：“性暴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在工作场所很难发现。”李维斯表示，它打算成立由女性领导的团队来进行审计。然而WRC调查人员表示，品牌商必须首先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否则他们依旧不敢发声。“我们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所做的只是在离工厂较远的酒店租了间房，再询问工人是否愿意过来和我们交谈。你必须给她们营造一个安全的谈话环境。”
里程碑式的尝试
针对WRC的调查结果，李维斯最初声称问题应由年兴公司解决，但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供应链存在严重的性侵现象，该企业才开始重视起来。李维斯携手各大品牌商，与年兴纺织、当地工会及妇女权益团体合作，改善工厂中女性员工的工作条件。“对我们而言，这一合作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之前，国际品牌与当地工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是不可想象的，”莱索托全国服装和纺织工人联盟（NACTWU）的萨姆·莫赫勒（Sam Mokhele）说道。
各方经协商达成了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该协议被有关活动人士誉为解决服装业性暴力问题的里程碑式尝试。协议中涉及的解决措施包括，对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禁止雇用临时工，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雇佣更多女性主管以及设置独立委员会监督性暴力防治计划执行等。如果年兴纺织有任何违反协议行为，各品牌承诺会减少生产订单，直到供应商改善至符合规定。
年兴纺织董事长陈宜峰（Richard Chen）表示：“我们将努力确保所有员工享有安全有保障的工作环境，因此会立即全力落实这项协议。”各品牌一致表示，“我们承诺致力于保护员工权益，并促进第三方供应商工厂内的福利，让这些工厂的所有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感到安全、有保障。我们相信这项多方面的计划可以为员工带来持久的改变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为整个劳动市场做出重大积极影响。”
协议实施后，我从当地工会了解到，工厂女性员工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莫赫勒表示，“工人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监管者们再也不能碰她们了。”马梅洛·马赫塔和卡贝洛·塞洛这两位曾经的受害者，她们也表示工厂相比以前更让人有安全感。“现在每个人都签了正式合同，”塞洛说，“性骚扰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
协议刚开始实施不久，就爆发了疫情。WRC报告中提到的一家工厂已经关闭，但工会已经设法为工人争取到了史上最优的离职方案，管理层也承诺在订单恢复后立即重新招聘。WRC高级项目主任阿比默契德（Abimourched）表示：“随着品牌和供应商加紧弥补他们在疫情期间遭受的损失，工人权益更加岌岌可危，全球供应链中的女性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压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突破性协议无疑为重建行业秩序树立了典范。”
然而，除了年兴纺织旗下的几家工厂，该协议对莱索托其他工厂的影响可能有限。Levi’s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在其供应链的其余部分推出类似举措。“年兴工厂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就在同一条街上的其他制衣厂里，还有无数女性面临着同样的遭遇。疫情爆发后，莱索托女性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赛斯丽·奈特哈卡纳说，“莱索托有45000多名制衣工人，而全世界还有4000多万。他们面临的每一次性侵犯都是犯罪，必须予以制止。”
协议实施后，我同德贝朗·莫哈皮通过电话，她告诉我自WRC报告发布以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将自己的遭遇提交了就业法庭，并重新获得了工作。她也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现在她正在工厂接受工会代表的相关培训。“女性处境依旧艰难，”她说，“但至少在这里，现在每个人都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我想努力确保工厂里没有其他女性再遭受那样的痛苦。”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受访员工姓名均为化名）【全文完】
作者：Annie Kelly
编译：刘惠芬
校改：刘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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