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饭桌可谓是包罗万象,但就是不“饱胃”。
它更像是一场运动会,其主要目的是与桌上的每个人敬酒,且要按照严格的顺序,从最重要的位置顺时针方向开始,逐一进行。
在中国的饭桌上,吃可是最不重要的环节。今年夏天,当我从国外回到成都时,朋友约我在一家本地餐馆见面,当下便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我上次去这家馆子还是在六年前,现在它又重新翻修了一遍。巨大的水晶灯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上,璀璨的灯光闪耀迷人,身材苗条,穿着红旗牌的女服务员前来向我打招呼。我将朋友的名字告诉了她,随后被带引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包房。
这间包房相当于半个泳池般大。
大约2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曾说到:“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们生活所系。不过今时已不同往昔。如今,所有的商业会谈都是在饭桌上进行,猪肉和鸡肉可以用来打破僵局,米饭饺子可以做成生意。
走进门时,所有客人都转头过来盯着我。我的朋友坐在距离门口最近的位置,他起身走向我,面带微笑“你可终于来了”,他喊道。“远方的贵客啊。”
他引着我入座。一位国字脸型的中年男子,他是出版社的社长,坐了上座。他向我微微点头示意,而他脖子以下的地方依旧纹丝不动。我们握了手。
“幸会,幸会,”他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谢谢”,我回答。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说错话了。我本应该说点更恭敬的话,来突显他的身份地位。我对自己的失误皱了皱眉头。
在尴尬进一步加深之前我的朋友出来圆场了。他喊我到社长旁边的一个空位置上就坐。
这个位置是为“那个姑娘”准备的—专门为了招待重要中年男性而安排的年轻女人。坐在这些位置上的女性要能忍受以下情况:大量的二手烟,在座宾客的嘴碎;一杯又一杯的白酒,还有时不时被人揩油。
我感到十分难堪,转身向我朋友求助。他却对我咧嘴一笑。
两年前,《GQ中国》上发布的一篇名为《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的文章在网上爆红。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也呈两极化。一些人则对文章赤裸裸的物化女性感到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仅仅视其为现实生活的写照罢了。对于后者而言,令人惊骇的并非文章本身,而是中国饭桌的本质。
2008年,那时我才23岁。我去参加了由顶尖文学杂志社所组办的国际笔会会议,当时参会的有许多享誉国际的评论家和编辑。在会后的晚宴上,我与一群年轻的参会者坐在靠角落的桌子上。主桌上杂志编辑一旁坐了一位三十来岁女作家,桌上所有的身居高职的男性们不停歇的给她灌酒,她喝得几乎都已不能站稳,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简直惊呆了。然而她依旧坚持着,将一杯又一杯的白酒一饮而尽,而那些评论家和编辑们则宛如暴民般在一旁大声叫好。
“你认为她需要帮助吗?”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位年轻小伙,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讲师。
“她不需要你的帮助,”他会意的说到:“那个女人完全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刚坐下社长就告诉我说:“我们曾经见过”。“那是在很多年前,作家协会举办的新年宴会上。我对你的印象特别深刻,你可能喝了!”他笑到。
“是吗?”我笑到。我记得当时一口气喝了十五杯白酒,直接冲向厕所吐了。
“您想的真周到,”我说。
社长说到:“小陈,来与颜小姐喝一杯。”
我转向他,看到社长旁边一位年轻女孩举着一杯白酒。她说:“严小姐,终于有幸见到你了。”她脸上的表情不禁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自己。我曾在饭桌上对这样的方式感到畏惧,为难,同时也感到尴尬,耻辱,但又不得不取悦他们。
饭局上不把大伙灌醉是不会罢休的。只有这样我们敞开心扉交谈,把酒言欢。所有人都痛饮高歌,只有这样才能谈拢生意。
此次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能与这家出版社签约我的下一部小说。但显而易见,这次交易要泡汤了。我不仅拒绝了喝酒,还礼貌的告诉了他们我已经与另一家出版社签约了。
把话说得如此明白,社长感到有些无趣。
他走后,饭桌上的氛围也发生了变化。小陈跟我讲述了关于她上大学时第一次阅读我的小说的经历,还有她现在正在撰写的一本成长小说。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食物,果盘里的也没有剩下。
桌上另一名女性感叹道“太棒了,这或许是唯一一次不饿着肚子回家的饭局。”【全文完】
作者:颜歌
编译:陈静
校改:陈梦琪
感觉到了女生对于酒桌文化的鄙夷,应该让更多人意识到大兴酒桌文化 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酒桌文化正越来越为年轻一代所反感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最近刚看到的一部电视剧《没有工作的一年》,里面有一幕女主角大雨和她同事为了签合同竞争喝酒的场景。喝多少酒就有多少诚意的这种酒桌文化实属不敢苟同,但却又无能为力。男性女性都会面临这样的场面,但是在酒桌上女性确实会面临更多风险。“酒桌文化上的女性该如何生存下去”,当身处这样的境况时,我们是否会像文中的作家的那样甘愿放弃自己出书的机会呢?现实生活中,我们想对酒桌文化say no, 但我们能这样做或者敢这样做么?(一声长长的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