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女士在白色台阶上摆好了姿势，扭过头来顺着肩膀的方向看向她朋友的镜头。
在一个冬日的周末，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LOVELOVELOVE爱的艺术-感官花园”全球影像艺术大展迎来了许多年轻情侣。展出的一些物品与主题的关联性并不大，但是参观者似乎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专注于在镜子和霓虹灯映衬下拍摄吸引眼球的自拍。
在艺术馆的某个地方，循环播放着法国已故导演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电影《海边》（Bord de Mer）。画廊的地板上铺满了沙子，屏幕前摆放着躺椅，屏幕上播放着轻轻拍打的海浪。观众们讨论着照片的最佳拍摄角度，每个人都有10秒钟的时间可以在那把椅子上拍照，模拟自己在一个轻松的海滩场景，然后起身离开让给下一个人。自己沉浸地体验爱情抑或是瓦尔达的海景，似乎都不如向别人展示你体验过它来得重要。
世界各地的艺术馆正吸引着热衷拍照、让网上的粉丝艳羡的年轻人。从墨尔本到纽约，草间弥生(Yayoi Kusama)和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沉浸式展览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蜂拥而至。但在中国，艺术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尤为明显。策展人日益受制于互联网上品位和时尚引领者的突发奇想，艺术品的地位越来越多地由大众而不是专家来决定。
艺术不朽
中文“网红”这个词大致意思是“病毒式传播”或“网络知名”，这个词略带几分俗气。作为名词，它可以指在中国社交媒体有影响力的人，也被称为“关键意见领袖”（KOLS）。作为一个形容词，它指的是中国年轻人蜂拥而至、争相自拍的热门地点，这会促使粉丝们前往同一地点“打卡”或签到，而这些地点可能是一个咖啡馆，一棵树，或者常常是一个艺术馆。22岁的KOL曹思扬（Cathy Cao）说，“打卡签到”基本上意味着“你去过那里，它证明了你是紧跟潮流的，没有被落下”。
网红效应可以是互惠互利的。许多私人艺术博物馆都很欢迎这种方式，因为它们依赖于门票销售。网红会引发更多需求，而艺术馆则经常会在这种预期下涨价。作为营销手段，这是行之有效的。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表示，他的机构“已经逐渐接受”KOL，并邀请他们观看非公开展览。自从尤伦斯开始认真思索社交媒体营销以来，他们的参观人数就开始增多。与西方画廊相比，中国的参观者往往很年轻，而且他们对待艺术也“没有这种日积月累的严肃古板”。中国的许多私人当代艺术馆和博物馆也很年轻，而且参观者对作品和展馆的态度也不同：这里没有西方礼仪中的低声细语和敬畏之心。虽然许多参观者想探索和学习，但这些场馆也是人们闲逛和玩乐的地方。
这些技术和人群构成上的变化重新激活了关于艺术的作用和价值的长久争论。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是消遣还是教化？谁有发言权？几个世纪以来，判断什么是不朽佳作、什么是粗制滥造品的一直是博物馆、策展人和收藏家，他们试图解释每件作品的意图、影响和背景。但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等级制度正在被颠覆，相关学术阐述被抛弃。田霏宇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一些网络名人似乎是为了艺术而关心艺术。曹女士在微博上有超过26.7万粉丝，她发布的内容是自己在博物馆的自拍照和艺术品照片组成的大杂烩。她不发布关于艺术家或画作的冗长说明，而是尽量“拍摄能够真正展示艺术作品的魅力和美感的照片”，并尽量让自己的穿搭与展品“协调一致”。但网红趋势的批评者认为，绘画和雕塑正沦为营销的背景，艺术本身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
对严肃性和专业性的担忧或势利态度，并不是反对网红艺术兴起的唯一理由。策展人不喜欢收了钱的KOL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拍摄服装或香水的宣传照。一些艺术馆会阻止这种行为，禁止参观者在馆内留影，或者要求KOL删除这类照片。
但反对者正越来越成为少数派。田霏宇说，把提供拍照机会作为优先事项的展览“比比皆是”（不过他坚称尤伦斯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木木美术馆举办的曼·雷（Man Ray）摄影展上，策展人安装了人工草坪和一棵假树，作为摆拍的辅助道具。上海的复星艺术中心在微信上发布了一篇文章，鼓励参观者好好利用特定展厅的光影效果。同样位于上海的浦东美术馆也将楼内和周围的最佳自拍点广而告之。
在中国等地，拥有数亿用户的应用程序将逐渐塑造视觉艺术的展示和消费方式——最终还会影响艺术的创作，毕竟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看、有人买。
当曹女士在微博推广在北京举办的拉斐尔作品展时，绝大多数评论集中在她的外表而非艺术作品本身。借助她的热度，主办方承诺，参观者也“可能会遇到像她一样的美女。”【全文完】
作者：未知
编译：谭燕清
校改：黄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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