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百计的男性支持我们的堕胎权，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成为更强大的盟友

随着关于堕胎的讨论愈演愈烈，有一点让我感到震惊，我从未听过一名男性公开讲述他（女朋友）堕胎的故事。一直以来，一谈到堕胎就会被强调是“披露”，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女性的故事。原谅我借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那男性的故事呢？我们从反对堕胎的人那里听了太多太多，却在支持堕胎或从中受益的人那里听到的少之又少。

阿纳多卢/盖蒂图片社 Anadolu/Getty Images——卫报

在《纽约时报》要求男性站出来讲述他们的堕胎故事后，社交媒体的反应褒贬不一。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人认为让男性成为盟友可能会让这项事业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们认为堕胎问题不在乎计划生育，而在乎“女性问题”，可这陷入了保守的基督教右倾思想。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堕胎和男性的研究员乔·斯特朗说：“当男性支持堕胎权时，他们往往搞错了”。通常，那些支持安全其合法堕胎的人会以自我为中心，或者通过“别碰我妻子的子宫！”、“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女儿”之类的观点来强化“父权思想”，从而把事情搞砸了。他还注意到，现在的文章有一种趋势，都笼统地说“堕胎也是男人的问题”，但斯朗特认为，受到威胁的不是男性的权利。

无论堕胎是否影响男性的权利，他们都应该从根本上关心他人的生育权。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堕胎是决定男性是否成为一名父亲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他们会对这种生活上的变化做出情绪化反应。斯朗特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让男性在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利的同时，又不让他们在的声音凌驾于女性之上？如何和男性展开对话，又不会暗示他们是夫妻中50%的决策者，即使他们不是？”倾听男性的经验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促进对女性生育权的支持，也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能反映现实。这二者之间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和男性私下交谈，他们会真诚地说出堕胎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好处。一位当时20岁出头的男性亚伦回忆到“当我们发现自己（Aaron女朋友）怀孕时，我们惊呆了”。他和他的女朋友约会期间她一直在使用宫内节育器（又称子宫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俩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都不想成为父母。”

“每次我们事后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俩都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可能成为父母，我们俩后来都有相当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天知道我们怎么能一起养育一个孩子。总的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而且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俩。”

亚伦的故事突出了男性在决定不成为父母问题中可以起到的所用：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伴侣的感受给予支持和关注的男人，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政治上致力于女性获得堕胎的权利。有趣的是，斯朗特的研究发现，促使男性参与决策的并不是他们对堕胎的看法，而是“怀孕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男子气概的感受”。他说，通常情况下，男性害怕被看作成 “不负责的”父亲，这是一个带有阶级和种族色彩、很多污点的术语。

斯特朗认为，从政策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要真正看到反映现实的讨论，我们就需要解决男子气概的问题，否则许多男性将继续把他们控制他人身体的能力与他们对男性的概念联系起来。

那些持支持态度的男性，也许已经被告知堕胎是女性 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个敏感的问题而选择不发声。但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既让男性发声又不会侵犯女性身体自主权，或者超过女性话语权吗，让他们可以成为我们最终的盟友。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男性总能自掏腰包向女权主义组织捐款。正如斯朗特说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发声，只用他们的钱、用他们的父权制就能支持堕胎权。【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