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孤儿”：何以为家？

【本社节译报道】全球大约有1040万儿童因父母或照顾者在新冠疫情中身亡，不幸沦为“新冠孤儿”。“新冠孤儿”陷入贫困的风险随之增加，也更容易受到主要致死因素的影响—但这只是灾难的开端。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一个小镇上，郎朗·布阿纳的墓上总摆着鲜花。他的小女儿尤尼·弗拉尼，也可以叫她伊夫（Ivo，音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这里。伊夫常常来这里祭拜，每次来时她从家门前摘的三角梅花瓣还散发着芳香，下次她又会带着新鲜的过来。

去年，伊夫父亲因肾衰竭、感染新冠去世。伊夫家共有两个孩子，14岁的伊夫年龄最小，她说她和父亲总是互相打趣，亲密无间。父亲郎朗·布阿纳是一名保安，而伊夫想跟父亲一样，长大了当一名警察。“我真的想念他对我生气的样子，”伊夫说着说着潸然泪下。

父亲的去世让全家陷入了困境。伊夫母亲尼斯玛（Nisma，音译）成了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但每月在当地杂货店的收入只有寥寥几百美元。

全球大约有1040万儿童因新冠疫情失去父母一方或照顾者。美国超过21.4万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照顾者在新冠疫情中身亡。

伊夫一家并非个例。英国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预测，全球大约有1040万儿童因新冠疫情失去父母一方或照顾者。美国超过21.4万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照顾者在新冠疫情中身亡。因疫情失去父母一方或照顾者的儿童真实数据和新冠疫情死亡数据一样，实际上会更高。这些数据折射了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孤儿危机。

亲人离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大变故，给儿童带来的改变更是难以想象。数十年的的研究显示，照顾者去世会提高儿童遭受虐待、贫困以及抑郁、焦虑和自杀等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疫情之下，封城、停课以及亲人离世带来的持续性伤痛为儿童慢性压力制造了成熟条件。全球受新冠影响儿童评估小组（Global Reference Group on Children Affected by COVID-19）联合主席苏珊·希利斯（Susan Hillis）等专家表示慢性压力只是灾难的开端：我们从以往的健康危机中学会帮助儿童应对难以想象的事件。

苏珊·希利斯表示：“为应对这次危机，我们的合作方式前所未有。”关键是迅速采取行动。

孤儿之创伤

一般来说，人们把失去父亲双方的人称作孤儿。然而，联合国（United Nations）对孤儿的定义是像伊夫一样失去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儿童，渐渐地，“父母”一词也涵盖了（外）祖父母和其他照顾者。

“失去父母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失去了父母双方。”“艾玛的空间”（Emma’s Place，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斯塔滕岛，关注儿童和家庭悲伤和失落的疗愈中心）联合创始人卡洛琳·塔弗纳（Caroln Taverner）说道。留下来的父亲或母亲自己都陷入了悲伤情绪，无法自拔，有些人料理各种事情更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也对父母的情绪感同身受，他们通常不会表达内心感受，以此来保护父母。

早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孤儿问题的严重性已然显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的一份报告显示，1990年全球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儿童数量多达90.3万，这只是第一年的预测数据。研究人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积累了大量有力证据，表明失去父母一方或双方、或照顾者带来的风险。

心理健康问题是第一个风险。塔弗纳表示，父母去世之后，孩子才意识到坏事可能随时发生。年龄小点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消化情绪，容易爆发情绪，在学校也会遇到困难。年龄大点的孩子容易沉浸在悲伤当中，他（她）身边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父母去世的失落。

（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创伤）

儿童也面临着威胁健康的其它因素。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柱让一个家庭陷入贫困，儿童会因此营养不良或者被迫辍学打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官方文件显示，全球超过6.16亿学生因新冠疫情无法复课。专家表示，他们担心停课可能会迫使全球的弱势儿童成为童工。停课对那些仍处于悲伤情绪、想在日常活动中寻找慰藉的儿童也是一种伤害。

《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研究》等期刊研究显示，失去父母一方的儿童更容易受到身体、性和情感虐待。

“各种虐待和不幸累积，孩子们要独自承受这些。”苏珊·希利斯说道。

虐待和不幸的累积还会导致毒性压力（身体遭受强烈的、频繁的、或者长期存在的压力，译者注）。一般来说，压力会让人加速心跳，释放应激激素。当压力延长或加重时，身体会受到相应的损害，包括大脑神经突触受损。

毒性压力还会让儿童更容易受到长期影响，例如糖尿病和帕金森病。损害儿童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统，心脏病、艾滋病等疾病的死亡率增加。

塔弗纳表示，“疫情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到哪里也摆脱不了疫情的影响。“

潜在的灾难

早年艾滋病大流行的痛苦记忆

2020年春天，赞比亚（非洲中南部国家,译者注）疫情还没有爆发，但全球范围内新冠的肆虐却让雷米·哈马潘德（Remmy Hamapande，音译）忧心忡忡。哈马潘德作为非营利组织“被遗忘的声音（核心工作是与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当地教会合作，增强孤儿和弱势儿童、照顾者和家庭的权能，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译者注）”的国家主任，曾在好几个南非国家工作过，他深知，对于那些已经因艾滋病失去父母、不得不和处于弱势的（外）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孩子们来说，致命流行病极其可怕。

“新冠疫情一旦在这里爆发，（外）祖母去世的话，就没人照顾这些孤儿了。”哈马潘德说，“这些孩子不仅是艾滋病孤儿，还会变成新冠孤儿。”

哈马潘德联系了希利斯让她保持警惕。截至2020年八月，希利斯已组织一众专家预测了“新冠孤儿”数量，首先在美国和巴西展开了相关调查。

仅仅两周内，初始数据让人“震惊又心碎”，希利斯说。参与预测的国家的数据显示，每两名因新冠身亡的人中，就有一人留下至少一名儿童。目前，变异病毒德尔塔正在全球蔓延，该数据增加到每一名新冠死亡病例留下一名儿童—到2021年10月末，非洲每一名死亡病例留下两名儿童。

现实却是，新冠疫情下的孤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孤儿危机是大流行病背后的大流行病。

尽管数据如此惊人，现实却是，新冠疫情下的孤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孤儿危机是大流行病背后的大流行病。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研究童年不幸经历的社会流行病专家瑞秋·基德曼（Rachel Kidman）表示，新冠疫情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老年群体的疾病，人们因此忽视了疫情给儿童带来的创伤。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一间独立性民间调查机构，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译者注）的数据显示，全球38%的儿童和（外）祖父母共同居住。在赞比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超过30%的儿童生活在“隔代”家庭，他们和（外）祖父母共同居住。

在赞比亚，哈马潘德已经见过太多手足分离，许多村民想方设法让家人吃饱饭，这其中还包括邻居的孩子。与之相关的咨询却寥寥无几，哈马潘德观察到创伤的迹象，例如尿床和多次轻生。

“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失去了照顾他的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哈马潘德说，他们急需心理援助，他补充道。

如何保护新冠孤儿

千万不要做的事情？那必定是将儿童安置到孤儿院。

科学家从以往的危机中学到了减轻创伤的有效方法。

千万不要做的事情？那必定是将儿童安置到孤儿院—或者至少不把他们安置到孩子们挤成沙丁鱼（沙丁鱼罐头就是一条条沙丁鱼很挤地放在一起，译者注）的寄养机构。划时代的罗马尼亚孤儿院（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罗马尼亚政府出台政策禁止堕胎和鼓励生育，要求每个家庭至少生育5个孩子，受生活条件所迫，数以万计的弃婴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孤儿院集中管理，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宿环境，20多年后，许多孤儿至今仍然受到心理问题困扰，译者注）研究显示，将儿童安置到寄养机构会大幅度改变婴儿大脑结构。同样是一年，和领养家庭的儿童相比，孤儿院的儿童认知发展较迟缓。

幸运的是，这些危害可以通过充满关怀的家庭缓解。

儿童需要家庭—无论种类如何—提供生活的主心骨，哈佛大学和开普敦大学研究社会工作的露西·克劳弗（Lucie Cluver，音译）教授说。保证儿童能够上学、饿不到肚子以及感受到关爱才“决定死亡的影响，并不是死亡本身。”

即使是得到足够关怀的孤儿也需要帮助。作为苏珊·希利斯团队的一员，克劳弗参与了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孤儿数量预测，她表示最重要的三项干预措施分别是资金支持、育儿支持以及上学。

确保家庭有足够的钱和食物是最基本的。父母如果没有身兼数职，他们就有时间倾听孩子的诉求并提供相应的帮助。孩子吃饱饭，能上学，抵抗风险的能力随之上升。给贫困家庭提供提供资金支持已被证实可以大大降低女童和年轻女性被迫或主动从事性工作获取报酬的可能性。

虐待也是风险之一。弱势群体家庭的养育压力可能滋生暴力。悲伤导致的照顾者或儿童行为不当要求照顾者学习一些相关的实用技能。

最后，确保孤儿上学非常重要。上学有助于受创伤儿童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来。研究证实，上学能够减少贫困，推迟儿童第一次性行为，帮助儿童融入社会。

援助情况如何？

2021年11月末，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卡兰德拉·库克（Calandra Cook，音译）还有一个月就大四了，此时的她得知需要回家操办母亲的葬礼。因为没有近亲属，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21岁的卡兰德拉肩上，但更多的是茫然。

医生之前告诉过卡兰德拉，她母亲的肺功能越来越差，心率太快，血氧也很低，算是给她打了个预防针。但面对母亲的突然离世，卡兰德拉和三岁的妹妹还是受到很大打击，她们俩甚至不能抱着母亲告别。“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和母亲告别。”卡兰德拉说。

卡兰德拉接下来要克服的困难是读完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学生资助处通知她学生贷款额度已用尽，必须自己交学费，但她还不能休学去赚钱。

“母亲去世后，我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卡兰德拉说。

但政府还未做出任何行动。

2022年年初，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工作组（小组成员为美国研究公共健康、教育和经济的顶尖专家）成立了“看不见的痛苦（Hidden Pain）”，该平台为新冠疫情死亡病例家属提供葬礼援助、打折网络服务以及丧亲疗愈小组。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律师正构思创建“新冠孤儿”州立信托基金会。但政府还未做出任何行动。

全球对新冠孤儿提供的援助远远达不到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U.S.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的要求。早在该计划确立的13年前，研究人员就已经拉响了艾滋病孤儿的警报，当时艾滋病孤儿的数量为90.3万，计划确立时已经上涨到1500万。

“我只是希望我们不会花13年，”希利斯说，“疫情的海啸一波又一波席卷而来，永远有下一个变异病毒。”

让卡兰德拉失望的是世界的运转似乎并没有因疫情停止，连母亲刚离世后安慰她的那些人也是。“慢慢地，人们就离开了，” 卡兰德拉说，“他们会说母亲与你同在，但这并没有让我心里好受一点。悲伤是需要自己消化的。”

 

来源：国家地理
作者：Amy Mckeever
编译：霍家宁
校改：冯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