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北京狭窄的巷子里，充斥着游客们寻找着共产主义媚俗品（communist kitsch），西藏图腾和时髦茶馆的喧嚷之声。到了晚上，店铺打烊月亮升起的时候，一些另类的声音——低级青岛啤酒碰撞的叮当声，狂野吉他的拨弦声，以及漫无目的、充满忧虑的朋克摇滚歌曲——纷纷向着生活咆哮而至。与古老的喇嘛庙隔街相对，School酒吧破烂的大门向中国甩头客和叛逆青年队伍敞开着。每当夜幕降临，这样的“学校”就开始“上课”了。

北京繁华的三里屯街区，有着五光十色的屋顶酒吧和夜总会，距它数英里外，还有着这个城市最时髦的去处——那些较隐蔽的地方诸如学校酒吧、愚公移山酒吧、江湖酒吧和黄昏黎明俱乐部——它们植根于地下，坐落在称之为“胡同”的密集住宅迷宫间。

许多这样的胡同聚会常在那些狭小简陋、烟雾缭绕的涂鸦场所进行。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地下酒吧差不多，是一种混乱而随意的美学；但在这里，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中国，被禁止的却不是酒精，而是自由言论和反主流文化。（1920年，美国实行“禁酒令”。译者注）

“在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这迫使我们感到无助，”大波浪乐队（Big Wave）的主唱李剑说道，其乐队迷幻的曲风听起来像是中国的“北极猴子”。（Arctic Monkeys，2002年成立的英国摇滚乐队。译者注）

如今的朋克摇滚叛乱者被诸多的不和因素所驱动

纵观世界各地，朋克摇滚乐已成无政府主义和反抗的象征。因而在某些地区，政府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如俄罗斯女权主义朋克乐队“造反猫咪”乐队，马来西亚的纹身穆斯林光头党。（Pussy Riot，2012年2月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进行“朋克祈祷”，其中3名成员被政府逮捕。译者注）

在中国，“造反者”要面临的将是，政府严格的媒体审查，对政治异议人士实行的监禁，以及被压制任何跟公开抗议相关的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某些人来说，得知中国摇滚乐的圣地其实离紧闭紫禁城并不远的事实，是在其意料之外的。但它的确就在这个曾被帝皇统治长达数世纪、镇压过天安门事件的地方。

但在飞速发展的中国，情况远不止看到的那样简单。

“这不仅仅是猖獗的流氓主义或是对威权统治的抨击”，23岁的弗兰克·王，一手扶着黑框眼镜一手整理自己蓬松的头发说道，“这还在于到年轻人对保持反主流文化遗产所做出的努力。”回想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残忍地杀害，就是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有别于在天安门前为民主而暴动的学生，如今的朋克摇滚叛乱者被诸多的不和因素所驱动——学校酒吧老板刘飞说，抵制由消费驱动的，颓废的社会慢慢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

“我们只是想表达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所有的情感经历，”大波浪乐队的李剑说，“当然，可能在这一点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光是热爱并不足以支撑朋克摇滚走下去

事实上，像李剑一样玩朋克的人都知道，再怎么对着麦克风歇斯底里也不会让使人人都乐意听。在中国9.17亿美元的音乐市场中（约合人民币63亿元），据Statista提供的资料，朋克摇滚用户只占很小一部分（据估计，只有1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30万元）。

摩登天空，中国少数独立唱片公司之一，其工作人员张小波表示：“不仅如此，如今朋克摇滚市场还遭受着盗版、严格审查，以及韩流音乐的冲击。”

此外，与大多数反主流文化运动一样，在像中国这样保守的社会，想要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注定是一场举步维艰的战役。

但可以肯定的是，朋克摇滚在中国并不是未知的领域：它至少可追溯到1989年，那时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在传播反抗声音的过程中，发挥了他自己的作用。

然而从那以后，由于租金上涨和对现场音乐日益严格的限制（又称“颠覆性歌曲审查制度”，张解释说。），一些朋克摇滚支柱性酒吧倒闭，包括D-22酒吧，后来的XP/小萍酒吧，以及近期关闭的Mao Livehouse，几个月前李还在那里弹奏过。显然，光是热爱并不足以支撑摇滚走下去。

但这并不能阻止像王这样的朋克迷，一个满是书生气的博士生，对朋克一如既往的热爱。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干燥场地，和着刺猬乐队的疯狂节奏，他和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同伴们一齐狂舞，还把拳头伸向空中。

他对科特·柯本（Kurt Cobain，摇滚乐队Nirvana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类型的歌手并不感冒。他的偶像是一位性情坦率的艺术家艾未未，由于其政治激进主义和行为艺术曾被大陆监控四年。

无论发生什么，朋克的撤退都绝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全文完】

来源: OZY.COM

原文作者: Sourceshanzhai Laowai|2016-09-24

全译：徐建军

责任编辑：陈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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