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郭小橹：从北京到伦敦的磨砺

40岁的华人作家兼电影导演，郭小橹，生于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1991年毕业于浙江省温岭中学。1993年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2000年获电影美学硕士学位，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大学访问学者。本文讲述她从北京到伦敦的一段经历。（译者注）

逃离北京

在我快到30岁的时候，我拼命地寻找一条能够逃离北京的路。从2001年开始，整个北京城就开始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而改头换面。每条公交线都被重新规划；每栋建筑上都布满了吊车；北京周围的高速公路伴随着复杂的弯道与环形交叉口如雨后春笋一般从土里冒出来；建筑工地到处都是，整个城市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光秃秃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视觉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和电影制作人，在北京的所见所感，还有工作上越来越多的束缚都让我与艺术的距离越来越远。

离开北京的机会比我预料的还要早些到来。朋友告诉我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是英最具代表性的旗舰奖学金项目）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中国寻找人才，然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志奋领，有人跟我说志奋领是英国肯特的一座古堡。我的脑中马上闪过《福尔赛世家》的镜头（《福尔赛世家》是当时中国网上最受欢迎的英国电视节目之一），当时北京家境优渥的家庭主妇深受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十分向往里面装饰豪华的房子，还有富人身着优雅的服饰，骑着白马奔跑的情境。所以我决定以电影制作人的身份申请了这个项目。

接下来便是许多令人紧张的考试，八个月之后，英国文化委员会北京办事处打电话说我通过了考试。接待我的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递给我一杯茶并向我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恭喜！你打败了其它500名对手！成为今年三名获奖人之一！”并把我的护照和英国签证递给了我。

当我告诉父母这个消息时，他们都非常惊讶，但都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妈妈对我说：“你的爸爸说他为你感到骄傲，你这么多年的学习总算得到了回报。对了，你说这个奖学金是英格兰发放的，是英国吗？”

“是的，英国。”

郭小橹的奋志领奖学金证书

“很不错，英国比美国好吧？”妈妈从她六十年代受到的毛派教育得出结论。但我知道她并不了解英国跟美国，她唯一知道的是这些国家是西方国家。

“你带个电饭煲过去吧，我听说西方人都不用电饭煲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离开中国的那天，4月1日——北京的沙尘暴已经开始。我拖着沉重的行李来到地铁，空气中的沙尘甚至快让我窒息。北京，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我现在要逃离的世界。她却试图用这种方式阻挡我的脚步。

我告诉自己：“我很快就会在美好而湿润的英国天空下散步，她养育她的居民，而不是压抑他们。我会呼吸最纯净的来自大西洋的空气，住在叫做不列颠的岛上。”然而这一切，注定将只是我的想象。

初到伦敦

当我到达希思罗（Heathrow）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人接我。我的手里只有一张为学生准备的旅馆订单，旅馆在伦敦的市中心，挨着名为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车站，拖着沉重的行李，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透过沾满水珠的车窗望着外面的道路，空气潮湿又沉闷。冰冷的空气紧贴着我的脸颊，天空昏沉沉的，城市在地平线上画了一个低而浅的轮廓：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车子在我不熟悉的，堵塞的街道慢慢地行驶着。这里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感到不舒服：警察拿着警棍在街上走来走去；排在公交站的人们一个个表情严肃，没有人说话；消防车呼啸而过，整个街道都是它的警报声。

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我把我自己放到了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最重要的是，我在英国唯一的交流工具只有我那磕磕巴巴的英语。在来这之前，我了解到英国的人口只跟中国的浙江差不多，这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里的街道看起来并没有中国那样宽阔，特别是高速公路，比中国的还要丑。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小了一号，或者两号。然而，我身处此地，就如中国人所说的一句老话，入乡随俗 ——当你到别人的地盘，你就得遵守他们的风俗。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曾迫切地寻找一些东西：自由，以及做一个有尊严的个人，还有一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纯粹想象的和浪漫的东西。但是当我走在伦敦的街道上，努力为公交车或食物省出一点钱时，我找不到方向了。伦敦也没有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抚慰，相反地，我同样被现实中的问题和困难烦扰着。我试图去拜访著名的作家，去读优秀的书籍，但实际上我连一段英语都读不懂。

在我天真的心里，我还是确信我会找到一个艺术群体并成为其中一员，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或如那些达达一派。但我遇到的都是那些愤怒的少年，他们骑着偷来的车经过我身边时，会朝我尖叫，还会抢我的包，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一群人。在我来英国之前，我还以为英国的年轻人都在伊顿学院这样的精英寄宿学校读书，说着上流社会的话，穿着恰到好处的黑西装。毫无疑问，这只是我愚蠢的幻想，以为英国的每个人都像英剧里那样，生活在豪华的城堡里，而我得在这里生活下去。

每到晚上，我就把我的长头发藏进外套，经过满是涂鸦的街道和满地污水的小巷，也会遇到一两个乞丐和他们的狗，我不由得问自己：“这就是真正的西方吗？”如果是这样，我真想为我自己愚蠢的幻想而哭泣。我就是一个白痴。现在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也不全是谎话：西方国家并不是天堂。

英国的乡村与酒吧

在离开马里波恩的宿舍后，我不得不搬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小镇——距伦敦20英里。镇上只有两个大的建筑：一家乐购超市和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我将花一年时间学习成为纪录片导演的地方。

在比肯斯菲尔德，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异乡人。他们告诉我这是英国最富有的村庄，对于中国人来说，“村”是农民，稻田和水牛的代名词。而在这里，每座房子周围都是修剪过的玫瑰花——前园开的是黄玫瑰，后院则是红玫瑰。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就停在他们的房子旁边。简直就同《福尔赛世家》里一样。但如果你走出村子，却看不到稻田和农田。实际上，在村子旁边有一家汽车厂，还有一个仓库，许多卡车就从这里运送货物到维特罗斯（Waitrose）超市或塞恩斯伯里（Sainsbury）超市。

在这里，大多数学生都从伦敦过来读书，所以我倒是显得有点儿不同。当周末外出，想找个同伴时，我发现整个村子都非常寂静。唯一一个开门的地方是一家叫Old Swan的酒吧，我经常在那里打发自己的下午时间。我喜欢英国酒吧，因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能让我想起妈妈工作的地方——浙江温岭的丝绸厂，里面有浓烈的蒸汽，污浊的空气，还有人的汗水和烧焦的蛋白质的味道。

我常常在酒吧开门后就进去，在里面读书和写作，“一杯热水，不加茶包，谢谢。”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会认为我这是在拐弯抹角地侮辱她——她知道我会在那个角落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知道我得成为一个好客人，所以我得接着说“在你们晚餐开始后，我会要一盘烤牛肉的”。她看着我，眨了眨眼，觉得我就是一个怪人。

郭小橹 2002年在英国将花一年的时间学习研究纪录片导演

在几次拿着书本和电脑进入酒吧后，大家都开始叫我露西。“你在香港的父母还好吗？”“他们还会来英国吗？”我很困惑，因为我并不是香港人，我的父母也不是，虽然我倒希望他们是香港人。后来我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孩，她在这里住了两三年，而且上的也是这所电影学院。显然，她跟我一样有着黑色的长发。大家都一致认为我就是来自香港的露西，确定得我都不忍去纠正他们了。于是我就开始顶着露西的身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编着我之前在香港的生活， 获得一些关于“我”的信息。

“真是好久不见，露西，”一位女服务员对我打招呼：“我以为你回香港了！你的家人怎么样了，亲爱的？

“嗯……他们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我记得你爸爸来看过你，他很喜欢我们的陈啤，他现在还在汇丰银行工作吗？还是退休了？”

“他已经退休了。”我猜这是她想听到的回答，她和善地对我笑了笑，又给我了一杯免费的热水。

再回伦敦

然而我在学校的经历就没有酒吧那样友好了，我很快就发现，我之前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和这里的教育相冲突的。我在北京时所崇拜的电影制作人，比如吉加·维尔托夫、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雷纳·沃纳·法斯班德、让·吕克·戈达尔、香坦·阿克曼、克里斯·马克和让·鲁什，在这里都被认为是过气的艺术家，他们只属于欧洲电影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作者电影”（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界的一种创作主张，详见备注）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地位。

并且，如果我在课堂上经常表达观点，其他的学同学就会鄙视我，说我“自大”、“聪明”。当然，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对我来说，“自大”与“聪明”完全相反。真正聪明的人讨厌华而不实的炫耀。但我不想与学生和老师们争论，因为我无法用我蹩脚的英语表达出我的想法，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待在酒吧，从字母A开始查阅词典学习英语语法。

在那段孤独的时间里，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八岁之前我是一个文盲，然而现在，在我将近30岁的时候，我又一次成为了文盲。我不得不学会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和写作，否则我就无法在这里生存。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身份需要自己去创造，但我感觉这次的身份重建比第一次更加艰难。来到这里，我从中国所挣得的骄傲并没有给我什么帮助，反而让我深陷泥沼。在比肯斯菲尔德， 我就是一个“二等公民”，这个认知让我绝望得抬不起头。

本来我以为住在比肯斯菲尔德就能节省从伦敦到学校的时间。然而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真是孤独冷清够了，感觉自己就像是没有附着的孤魂。我真是忍不下去了，所以我搬出了合租公寓来到了伦敦。事实倒要比我想的简单多了——从伦敦到学校坐地铁只需要40分钟。我感觉再次回归了生活，在这里，到处都是外国人，孟加拉人、阿拉伯人、巴西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越南人，还有来自冰岛的人。至少我不是街上唯一的亚洲面孔了。

在伦敦，我最初租住在托特纳姆黑尔火车站（Tottenham Hale station）附近一个小得可怜的房子里，后来我又搬到了哈克尼街道（Hackney Road），租了一间政府所有的公寓，看上去就像一座监狱。在那些漫长的雨夜里，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也无处可去，孤独感就这样由内而外，把我整个人吞噬。我读不了许多书，也很难入睡。尽管不停地查字典很是令人沮丧，我的英语还没有达到能读懂一篇英文的程度，我也找不到人倾诉。

2002年，郭小橹在伦敦的国会大厦前拍照

我经常在夜里醒来，站在窗前，望着空旷、被路灯照着的街道。有时会听到警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有时会看到在昏暗的路灯下，流浪汉瘫倒在长椅上，身上盖着的仅有几张报纸；还有玻璃瓶砸在墙上的声音，伴随着几声咒骂。这是多么冰冷、冷酷、又嘈杂的雨夜。伦敦看起来是如此黑暗而充满着剥夺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生活下来的？

我并没有在首都的这个更喧闹的地方待多久。我相信如果英国女王在半夜醒来，也不会朝这些阴暗的街道看一眼。也许只有爬满生锈栅栏的常春藤才没有注意到伦敦无情的一面。

重拾写作

来英国的那一年，我已经快30岁了。想到我的年龄带来的巨大压力，那几个月我过得甚是惶恐，因为这岁数在中国确实是算老的。我还记得我在伦敦和一些电影学校的同学一起庆祝我的30岁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一生中组织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日聚会。像当时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我之前的那些生日就没有怎么庆祝过。但在这里，我为我的西方朋友们煮饺子。他们都说，30岁是一个好年龄，你在30岁的时候开始真正地认识你自己，你不再困惑，并且开始实现你的目标。但我的30岁却很迷茫，我失去了我的主要工具：语言。在这里，我不过是一个懵懂，无知，处于社会低层的外国人。

一年的志奋领奖学金活动结束了，我本应该回中国去的。但我并不想，所以我想方设法，准备各种书面申请，以延长我的签证期限。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如何在西方谋生？我不得不费力生存，但光生存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有尊严地生存下来。我发现自己只能靠写作谋生，就如同我曾在中国做的那样。

我并不想再次体会在中国的那种孤独，这不仅是指生理上的孤独，还有文化和情感上的隔阂。当我三十岁生日聚会结束时，我想清楚了我的道路：我必须要用我蹩脚的英语来写作，即使这非常艰难。

当生日聚会结束，我在清洁打扫的时候，一个小说的构思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形成。我要从我的劣势中获益，写一本关于一个中国女性在英国，在这片不同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的土地上挣扎求生的故事。她会创作她自己的英语词典，这本小说将是一本故事集，记录她做的事和她遇到的人。

我不得不克服英语这个巨大的障碍。但我不会去语言班，因为我知道自己没耐心，而我的意志也经不起这样的折磨。我决定自学，这也许就是个错误，因为我没日没夜地学习，却无比沮丧的发现，作为一门语言，英语很难，作为一种文化，它也很难。

对我来说，学习英语的根本难题是单词和意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中国，大多数汉字都是画出来或者由图像构成的，书法是书写语言的基础之一。当你用中文写“太阳”或“日”的时候，它的含义是“表现极‘阳’”，“阳”象征着强大、明亮和热能，所以“极阳”只能指太阳。但在英语里，太阳由s、u、n三个字母构成，这三个字母没有任何更深的意义。这个词长得也不像太阳！当遇到到欧洲语言时，视觉方面的联想和哲学上的解释是没有用的。

严格地说，一个亚洲作家用英语写作的首要难题是时态。在我看来，英语中的动词变化真的很多余。中国人就从不因为时间或人称不同而改变动词，我们也没有类似虚拟语气的东西。所有的时态都是现在时，因为每次你说话，都是现在，在这个地方说话。当你表达一个句子时，里面没有说明过去或者将来的词语，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加一些说明时间的词。举个例子，英语中的“to go”，在中文中就是“走”（zou），你可以在任何文章中用“走”字而不需要改变它的形态。但是在英语中这个字有许多形态：goes, went, gone, going。用好这些形态对我来说真是折磨——简直就是语法方面的什么形而上学的辩证批判——难懂。

我特别讨厌过去完成进行时,我称它为恼人的PPP：在过去某个时刻完成的连续动作（a continuous action completed at some point in the past.）。每次听到这个语法时我都觉得头晕，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英国人都能掌握如此复杂的东西。例如，我的语法书上面写着：“Peter had been painting his house for weeks, but he finally gave up.”在知道语法解释之前，我看到时的第一反应是“天呐，怎么可能有人粉刷他的房子好几个星期，然后还放弃的。”我不明白时间是如何管理人们的行为的，人们自己就像是一个个时钟！至于语法方面，语序“had been（已）”和“ing”形式更是让我反胃。他们就像是怪异的装饰，用来掩盖一个简单而坚固的建筑。我的本意如下：“Peter tries to paint his house, but sadness overwhelms him, causing him to lay down his brushes and give up his dream.”（皮特试图粉刷他的房子,但他沉浸在悲伤之中,所以他放下了它的刷子，也放弃了它的梦想。）

另一个奇怪的发现是，我在日常用语中第一人称复数用得太多了。在西方，如果你说“我们喜欢吃米饭”，西方人会很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所以你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米饭。”几个星期后，我开始用第一人称单数，会说“我喜欢吃米饭。”但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在集体社会中长大的人，怎么会习惯于一直用第一人称单数？习惯性地使用“我”需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个体。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无论你是出生于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农民家庭，还是出生于一个共产党员家庭，你都是集体中的一员。但在这里，在英国，我不得不马上建立一个第一人称单数的世界。

即便如此，写第一本英语书的强烈渴望帮助我克服了这些困难。每天，我都会写一篇详细的日记，用上我学到的新词汇。日记成了我小说的原材料，小说就是我在30岁生日聚会后清洁时想到的那部：《恋人的英汉简易字典》。

当我写完小说后，我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做。我知道它几乎没有机会出版，因为在英国人们接触的都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标准的口音，和英国女王完美的演讲，而我的英语显得如此寒碜。而且英国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作家可以直接把手稿寄到出版社。

我徘徊在水石书店（Waterstones，是英国的一家连锁书店，成立于1982年，总部位于伦敦），想知道英国的书到底是怎样出版的，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张戎的《野天鹅》（Wild Swans）。在致谢里，作者感谢了她的代理人。

在中国，作家是没有代理人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里，代理人历来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虽然我就是在这样的观念灌输下长大，但我还是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名叫托比·伊迪（Toby Eady），也找到了他的地址，随后把我的稿子寄了过去。我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看一个毫不出名的中国作家写的东西吗？

一个月后，在一个二月的早晨，我收到了来自托比·伊迪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里的讨论并不顺利，我们最终约定面见。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令我意外的电话，兰登书屋出版社（Random House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旗下的一家出版社，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想和我见面讨论这本书。我提前4小时就出了门去皮里米科（Pimlico，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到办公室的时间还早。坐在出版商所在的棕色大厦外的灰石板上，我吃了一个鲜虾三明治。

最后，我走到了接待区。这里的楼层号让人找不到方向，堆满文件的书桌组成了一个迷宫，我还得自己在其中迂回前行，期间遇到了一些编辑，他们对我很友好，而且好像知道关于我的许多事，其中一位还递给了我一杯伯爵茶。但我还是不太清楚这次的会议要讨论什么。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为我的小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offer。在那个时候，offer这个词对我来说甚至是陌生的。我没想过offer能与报酬和版权联系起来，我原本以为这个offer只是英语中帮忙、提供的意思，如“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or a piece of cake?”，直到一个星期后我才理解到这个offer的意义比a cup of tea来说要大得多。

失去中国国籍的我

几年后，我在英国出版了一些书，还完成了一本我竭力创作了许多年的小说，出版时间就在几个月以后，但我开始担心这会在我回国时带来麻烦，因为这本小说涉及到1989年的天X门事件和极权主义的本质。要是因为这本书我不能回国怎么办？我决定未雨绸缪，所以，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我决定申请英国护照。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相关的文件，在填写各种各样的移民表格，与律师一次又一次的交涉后，我终于拿到了我的护照。现在我想，如果我的书和电影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了这本西方国家的护照，我就会更安全了。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去看望我生病的父亲和家人了。

郭小橹在伦敦的南岸中心

一周后，我用我的英国护照去申请中国签证。在伦敦的签证申请处等了大约半小时后，我坐到了办理的窗口前，透过玻璃看着那个签证员。这个签证员戴着镶边眼镜，剪了头短发，十足的军事风格，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翻版毛夫人——江青。她拿着我的英国护照，上下打量着我，面容严肃，嘴角抿成一条线——就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官员一样，似乎都被训练保持这样的表情。

她捏着我的英国护照，问到：“你有中国护照吗？”语气冰冷、强硬。

我拿出了我的中国护照，并通过狭窄的窗口交给了她。

她快速翻了翻我的中国护照，这样的态度突然让我感到心慌。我预感到有些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你知道作为中国公民拥有两张护照是非法的吗？”她用低沉但又有些刺耳的语气说道。

“非法？”我重复了一遍。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从来没有想过持有两本护照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这个女人用眼角瞟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只知道她已经对我下了判决：一个罪犯。不，比那还要糟糕，我是一个中国的罪犯，用一个小国家的护照来侮辱自己国籍的罪犯。更糟糕的是，我对自己国家的法律一无所知。

然后她翻出了我英国护照上的签证申请，告诉我：“鉴于这是你第一次使用西方护照，我们将只给你一个为期两周的中国签证。”

“什么？”我惊讶地完全说不出话，我原本申请了6个月的探亲签证。我还没来得及争辩，就看见她拿出一把大剪刀，麻利地从我的中国护照上剪下了一角，然后把它甩给我，一本已经损毁并无效的护照。

我大脑空白，盯着这本曾让我信赖的护照，意识慢慢地从刚刚所遭遇的暴行中恢复。即使我对中国的法律一无所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大使馆人员剪掉你的护照时，你就不是中国公民了。我愤怒地盯着毛夫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的声音磕磕巴巴，像一个不知道世界如何运行的白痴。

“这是法律，你选择了英国护照，就不能再持有中国的护照。流程结束，她把我的签证申请夹到英国护照里，交给另一位工作人员，那个人拿走了它，连同其它待处理的护照，送到后面的房间作进一步处理。她绷紧的脸转向我，却不再看我，如同我是个隐形人。

在犹太街上（Old Jewry，伦敦的一条街道），我站在中国签证办公室门外，旁边是银行站（Bank station）。我试图接受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是真的吗？我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但我是中国人，不是英国人。”虽然我有英国护照，但是我没有哪一点像一个英国人。毛夫人甚至没有问我要保留哪一个护照，我想，从她的角度看，既然我申请了英国护照，那我就已经选择了英国国籍，这也意味着我放弃了中国公民的权利。几分钟之后，我是真的恨上了她，我讨厌我祖国的一些东西，而这个毛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现在中国已经不是我所属的国家了。

几天后我的旅游签证就准备好了。但由于某些原因，我从来没有用过它。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该做什么。

正如一句中国古话说的那样“树无根则死，人无根则孤”。我一直很认同这句话，特别是在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但在中国签证办公室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开始思考：纯粹的生存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生活，但一个流浪者，尽管生活充满想象力，也是一种空洞的生活。作为一个新移民，我感觉每件事都充满不确定性：我不能完全融入当地，也不能深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尽管我身处其中。克服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这里扎根，把自己移植到这片土地上，并稳步成长。所以我开始计划我的生活，就像每一个第一代移民，开始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家。【全文完】

备注：

作者电影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界的一种创作主张，又称作者论或作者政策理论.其理论渊源，最早发端于法国著名导演亚.阿斯特吕克1948年发表的《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一文.该文认为，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影机来进行银幕“写作”。——搜狗百科

文章编译：贾平帆

责任编辑：敬雪平

原文来源： the Guardian

原文作者：郭小橹

发表时间:：2017-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