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年轻人都忙着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存钱买房去了，哪里还有余力去追逐自由？

老外常说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人权，中国有些年轻人也对共产党有很强的心理抗拒。然而扪心自问，现代人的压力和焦虑，究竟有多少是来自这个国家大的方向政策和社会意识形态？我们在激烈竞争中产生的压力：对社会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对理想的缺失，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父母思想的禁锢。

我出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儿子，随父亲1988年流亡于英国，在英国长大。然而现在，我们一家还是回到了中国。

我的家庭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着。看清当时国内民主狭隘的现实后，父亲做出了逃离的决定，逃离这个残酷的政府，导致我是在英国长大的。但是到2012年，当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中国后，我发现中国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进行所谓的“政治斗争”了，他们的斗争转移到两代人的冲突上——他们在父母过高的期望下快要窒息了。

离开中国之前，我的父亲在广西省桂林南部一所大学担任法学助教。八十年代末，他开始在街上发放小册子，呼吁进行民主改革，也曾给政府或者民主人士写过呼吁信。 那段时间，追求变革的风猎猎作响。然而，这阵风潮在1989年6月走向终结，横扫中国的民主运动被连根拔起。

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命运转折点的前一年，我的父亲被桂林派出所拘留了，他想要逃出来。七月的一个晚上，他在深圳南部的一个海岸上醒来，身边跟着他的弟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大海对面的香港岛上。

那时的香港还没回归，只要到达香港，就在英国统治之下了。他们靠自行车内胎漂浮在海上，游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做到了！几年后，我的母亲也成功逃脱，她雇了一个船夫带她度过海峡，到达香港。而我不得已被留在国内，直到1994年才抵达英国，一家三口终于在英国团聚，成为了英国公民。我父亲曾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英国政府给予他政治庇护。

然而，我家庭受到的政治斗争对今天的中国青年——那些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不那么重要了。对他们来说，政府是什么样子他们管不了，也轮不到他们管，他们的苦恼来自别处——他们在父母的期望和束缚中艰难挣扎，希望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

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的理想似乎更宏伟，他们关心的是民主和政治自由。

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的理想似乎更宏伟，他们关心的是民主和政治自由。据我母亲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那十年，“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一个政治松动、思想活跃的时期。她说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国家，每个人都心怀抱负，为国家的未来努力奋斗。而我的父亲则描述了一种权力感，那时的年轻人胸怀激荡，因为对自己和国家都充满着新想法和新希望。

可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那么关心这些了。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因为那个在20世纪80那年代开始形成的新兴的民权社会，坚持了不到十年就迅速瓦解了。除非中国人民想要再次开创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氛围，否则建立民权社会的更大愿望很难再有发展空间了。

在如今的中国，有这种独立、自由氛围的地方很少，甚至不存在。 一位二十七岁的北京艺术家沈博伦（Shen Bolun，音译）说：“你永远不会长大、独立。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你还要花上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独立”

沈这三年一直致力于个人项目的研究，当然最后可能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艺术品——他采访了全中国十个城市的一千名年轻人，让他们在镜头前谈谈他们目前最忧虑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很少提及那些会出现在头条上的政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他们谈论的都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障碍。“父母的爱带给我的是负担”是他们的普遍感受。

沈承认，年轻人对这些政治上的事会有敬畏感，或者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这可能是他们不讨论类似问题的原因之一。但他也认为，当一个人对政治没什么看法的时候，是不会谈论政治的。他说：“我认为对政治有深刻思考且持有观点展示了很高的个人独立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年轻的中国人完全不会思考或谈论这种社会大问题。在数以百计的视频中，并不是没人谈论政治的。很多参与者讨论了教育制度的有效性、婚姻的意义、社会上的问题等等。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对生活的期望是他们所有人的共同话题，而且不断地在重复。

中国的年轻人从小就面临着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读书期间，是同龄人之间的学业竞争压力；毕业之后，变成了就业压力；就业之后，又有了婚恋压力。父母都盼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每个领域都能获得成功，所以他们尽全力支持子女和他们的家庭，一切的决定都要商量着来，保证既成熟又稳妥，最终实现那种物质意义上的“完美人生”。最后，留给人们思考政治的时间和空间都少得可怜。与当前最令人忧虑的买房、就业等现实问题相比，那种离现实生活很远的、对政府的担忧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个女服务员，她在农村的老家有一个未婚夫，她说这段婚约是由她的父母安排的，因为她的未婚夫在当地是个模范。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父母的压力让她们尤其疲惫。25岁以上的大多数女性都会持续不断地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我有一个女性朋友一直想先立业再成家，当我问她是否想结婚时，她摇了摇头，但隐晦的表示她一直承受着来自母亲的巨大压力。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个女服务员，她在农村的老家有一个未婚夫，她说这段婚约是由她的父母安排的，因为她的未婚夫在当地是个模范。

虽然男人面对的结婚压力相对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来自父母推动。我的母亲给我打电话时一直唠唠叨叨，让我开始考虑为我尚不存在的妻子和孩子努力赚钱。

中国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的空间。为了在职场和婚恋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他们必须不停地努力学习并且完善人际关系。他们的父母给了他们种种限制和无数规矩，教导他们要孝顺父母。

中国对孝道的重视延续了数百年。但是，社会的传统和秩序在“文革”时被完全打断了。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要求青年人们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这虽然在一些方面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革新，但因为革命一直处于暴力和混乱中，其本质是黑暗且负面的。

在美国年轻人相互鼓励着探索爱、和平和自我觉醒的年头，中国年轻人正在对他们的朋友、老师乃至家人，对那些被定义为“非毛派”的所有人进行“批斗”。

“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偏执和焦虑一直延续至今。这可能也是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成功无比渴望的原因（即使这个“成功”是最狭义的那种），因为这些父母在自己的人生中没有机会获得这种成功。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全家的期望都落在一个孩子的肩膀上，所有的老人也只有一个孩子赡养。

所有这些压力如今都已经内化成中国人的本能了。作为一个远离父母生活的英籍华人，独立对我来说虽然珍贵，但也是我从来不担心被剥夺的权利。相比而言，在社会福利制度毫无意义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面对的是大学毕业后社会的激烈竞争环境和赡养老人的巨大压力，一个人扛起一个家庭。他们想要独立，想要随心而为，但是反抗父母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父母的反对下追求梦想是西方电视电影中的常见主题。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不会看到太多，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孩子们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父母。

就我父亲而言，他的人生中做出了一个伟大而艰苦的决定：逃跑。但是他自己在英国并没有过好自己的生活，他被自己的骄傲和顽固困住了。将近30年，他都住在伦敦西部一个贫困区的公共住宅公寓里。最后，他别无选择，只好回到中国。

 西方评论家经常谈论政治自由和独立，他们说中国没有民主、缺少人权，其实是在说，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享有的伟大的人格独立。

沈博伦，那个艺术家，说他常常思考自由到底是什么。“我不能选择我在哪出生，”他说， “我也无法选择性别、外表、家庭。”但是，“在精神上，我可以实现自由。我越了解自己，我就越自由。”

西方评论家经常谈论政治自由和独立，他们说中国没有民主、缺少人权，其实是在说，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享有的伟大的人格独立。

这种独立不仅是指法律赋予的人的权利，还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反传统文化思潮所带来的个人思想的独立空间。而这些解放思想的运动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过。或者说发生过，在20世纪80年代，只不过在这种思潮在充分燃烧之前就被扑灭了。

也许当中国的青年摆脱了激烈的竞争，摆脱了长辈的负担和期望，有余地去探索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时，中国才能好好地思考自由和独立。也许，一直束缚着中国青年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或者政党，而是他们的父母。【全文完】

            来源：Foreign Policy
作者：LU-HAI LIANG
编译：李雅润
校改：陈飞扬
觉得赞就推荐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