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示希望拥有更多“独立”的智囊团

然而，他们的独立也必须带有“中国特色”

宋朝开国皇帝对下属给他的建议尽是华而不实百无一用而懊恼不已，便自己想出了一个主意。皇帝下令，官员即使持有反对意见也免遭刑责。中国主席习近平似乎尝试效仿宋朝皇帝，用一种低调的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虽然中国严格控制公众言论，但是为了保障吸纳各方意见，习主席鼓励带有“中国特色的智囊团”的发展。

在中国，国家资助的智囊团长期存在其成员在共产党内部或在独立部门任职。但是近年来，许多私人智囊团避开国家的直接赞助获得了蓬勃发展。一些是私人机构投资，一些依托于高等学府。还有一部分自称为私人咨询公司。这种私人智囊团十分灵活但也易受冲击。

智囊团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谜团。在西方国家，智囊团的实力比较是很简单的。若民主党掌权，那么一群来自布鲁克林主张进步的书呆子就会入住白宫。若是共和党当选，那么所跟随他的的保守派就会掌舵。犀利的党派智囊团通过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出谋划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欧洲，智囊团成员通常会出任政府的特别顾问，同时引导舆论方向。在中国很难去评判智囊团的影响力。因为旋转大门只向一边敞开，政府人员若加入智囊团，很少人能再回到政府入职。而且中国的掌权者永远不会改变。

在中国，智囊团很少公开使用其影响力。调查者表示他们常常使用“内部”两字。每天，政府信赖的智囊团和大学会将政策文件通过内部渠道传送给习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如果有幸哪位领导人看了文件或在空白处做个标记让秘书给作者传话，那么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无上荣耀。与政府关系较近的智囊团会派遣人员进入政府或共产党内部。

在紧闭的大门后面，学者们会商讨重大的且有分歧的决定。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是一个旨在通过铁路、电信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来将世界连接起来的方案。一些智囊团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和控制该项目来获利。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和外交负担，应该和其他国家共同承担。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学者们就中国政府的对外公告给出建议。

智囊团会帮助政府准备面向公众以及内部的不同文件。政府官员也要求他们出谋划策，制造舆论，一般大人物不太想亲自出面来做这些事情。一个调查者说若智囊团的人自称他常为大人物做事这是不可信的。如果他和一个大人物走得很近，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茶馆请一些与众不同的智囊团领导解开另外一个谜团：特别是在一党专政的中国，与当权者走得很近对名声有好处，但同时也会降低你的信誉度吗。外交官和外国专家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称之为中国最精明的对外策略的智囊团，尽管（或许是因为）它与政府内部联系紧密。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外面看起来郁郁葱葱的，就像一个小型的大学，里面有200多个学者研究不同的国家和国家安全问题。层层军事警卫在多个大门让人联想到该机构下属于国家安全局，专门为政府提供情报服务。该局局长袁鹏表示，西方的智囊团通常会用尖酸刻薄的言辞抨击政客所犯下的错误。但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们常用委婉微妙的词汇来准确描述现状并对未来提出建设性意见。袁先生表示西方的智囊团并没有客观性可言，称美国的智囊团只对富人的意识形态负责。他说道：“西方的智囊团独立于政府，但服务于利益集团。”

王辉耀是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的领头人，一个推崇全球贸易和开放的智囊团。王先生表示该智囊团是由中国企业家和公司投资的独立于政府的一个机构。他只是国务院的一位顾问，无法进入“内部”，同时他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主席。他表示，如今中国虽然不允许政治竞争，但是他敞开大门，允许政治提议的竞争。

重阳金融研究所由私人募捐建成挂靠在人民大学。王文是该机构领头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议中一个新兴的明星。他淡化了自己和大人物有关系的传闻，并表示中国领导人像蜜蜂采集花蜜一样广开言路。该机构的墙上挂着许多外国显要人物的照片，对于受政府青睐的智囊团来说，他们也需要做一些类似于外交方面的工作。

真正的独立也是有代价的。在1993年，一群优秀的自由改革者建立了统一规则经济研究所，但是该所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该智囊团坐落在北京北部一个小公寓里面，走廊里面堆满了自行车和篮子，篮子里满是黄叶子的蔬菜。去年该机构批评政府政策有利于国家垄断企业，阻碍私人企业的发展，随后政府撤消了该智囊团一个赞助商的营业执照。

有关单位表示，撤销执照是因为他们在没有教育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办培训课程。该机构的负责人升洪在一月份之前是中国经济学家50论坛的一名成员，中国国家副总理，习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与该论坛关系紧密。升先生表示，该论坛的成员认为他们在给国家领导人出谋划策。但是其中也存在着隐形的限制条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避免讨论敏感话题。

聪慧的领导者深谙此理。多样化的提议可能会惹恼独裁者，但最坏的结果是他们根本无法听到那些提议。【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