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译报道】疫情期间,外卖小哥筑起中国居民生命线。欢迎大家跟小编一起走进外卖小哥的前世今生,探索背后崛起的零工经济。
疫情期间无接触外卖配送 (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疫情期间无接触外卖配送(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外卖软件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生活,同时创造了一个新工种。

前段时间,新冠疫情在中国达到峰值,大型金属货架开始遍布上海居民区入口。外来人员不得入内。但数百万居家市民在网上下单的包裹成山,得有地方来存放。于是有了上述货架,上面堆放满了消毒剂、维他命片、大米、面粉、食用油和蔬菜。

从一月末封锁湖北省,到后来全国各城市实施了不同程度较为宽松的隔离政策,外卖公司在中国疫情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自三月初以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少,其中大多为境外输入病例。因此管控放松,商铺餐馆得以重新开业。但是许多居民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几乎足不出户。官媒一直在报道中称外卖人员是“英雄”,鲜有反对之声。

即便在疫情之前,外卖人员就深受城市居民喜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庞大的中产阶级人口和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让中国的在线外卖服务业增长迅猛,无国可及。无论你想要咖啡还是粥,外卖人员都能在30分钟内给你骑车送达,他们大多来自外卖公司的两大巨头——饿了么和美团外卖。超过4亿人民,相当于中国半数网民,在家门口碰到过“外卖小哥(十有八九是男性)”。居民们早已习惯在他们手里接手新鲜外卖,戏称外卖小哥为衣食父母。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外卖服务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当政府下令,除提供“必要”服务的企业外,其中包括熟食杂货的外卖服务,其余企业暂停营业。许多人担心吃外卖不安全,因此转向线上超市。美团在第一季度业绩的预测中指出,尽管业绩惨淡,外卖订单数量下降一半以上,但饺子皮和佐料的销量大增七倍多。近来,人们开玩笑说,疫情造就全民大厨。

外卖小哥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24岁的美团外卖小哥张帅(音译),来自郑州,现于上海工作,工作期间必须佩戴口罩。公司每天给他量两次体温,要求他胸贴安心卡、拍照上传记录以便顾客查看。他取餐送餐的时候还要历经重重关卡检查,现送餐的居民区已重新开放给外来人员。

尽管这份工作麻烦,却仍然十分吸引小张这样的人。其实,小张是在疫情扩散期间和美团签的工作。他说,别的工作不好找。况且送外卖的工资可观,月入一万,比上海平均工资还高,其中原因是美团给补贴、顾客给感谢费。疫情不结束他就不会辞职。另一位农民工称,他和另五个骑手共住一套单人间。问及他是否害怕同住会感染病毒,他咧嘴笑称:“我不怕死,”然后就一溜烟走了。

零工经济改变了中国城市。

零工经济改变了中国城市。曾经,外来务工的年轻人在生产线上埋头苦干,他们对城里人来说几乎是隐形的。现在,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躲避按部就班的工作,想要较为灵活的生活。于是,随处可见外卖小哥身着各色工服的身影,不顾危险穿梭于大街小巷。还有上百万人从事线上交通运输服务业,如送快递、开网约车。

外卖小哥助力中国外卖行业市值达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是美国外卖行业的两倍。2018年,美团和饿了么共有约600万骑手。骑手需求量增长迅速。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研究公司估计,美团明年将每天需要100万外卖小哥送餐,较去年增加20万。去年夏天,美团外卖小哥平均每分钟处理2万份订单。

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送外卖是搭上城市生活班车的便捷票。

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送外卖是搭上城市生活班车的便捷票。工厂工人必须得有一技之长,通常还得要有老乡帮忙做担保。但是有些外卖公司只需骑手上传身份证和健康证,就能马上上岗。工资通常还比流水线上高。

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团骑手曾在工厂打工。他们的跳槽反映了大势所趋。2018年,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首次超过制造业。

疫情可能会导致产生更多零工人员。许多中国的老旧公司都在裁员,但外卖公司除外。阿里巴巴旗下的生鲜电商——盒马鲜生,联合30家停业餐饮企业,“共享”2000名员工。自疫情发生以来,美团新招聘了超过45万骑手,由于疫情期间出行限制,大部分员工就在老家送外卖。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季雯雯(音译)称,近年来零工让劳动者得以缓冲。在毗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煤城鹤岗,十分之一的外卖骑手之前是煤矿工人。罗琼(音译)就是其中之一,在饿了么当骑手比挖煤挣的钱多一倍。他自豪地称:“我比地方上的公务员挣得还多。”

当代农民工的梦想和中国早期工业革命工人的不同。如今,许多农民工从未种过田,也不愿回去种田。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了,五分之一的外卖小哥都上过大学或职业学校。他们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团骑手对其社会地位感到焦虑不满,仅不到三分之一的饿了么骑手觉得顾客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尊重。

这种不悦情绪可能会继续增长。疫情期间,外卖公司推出了无接触配送服务,把外卖挂在门把手上,或者在大城市的办公楼或住宅区,放在公司专门设置的储物柜内。和外卖小哥的面对面接触曾是城市生活的日常,如今却消失了,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外卖让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其工作时间,但仍然“压力山大”。许多外卖骑手供职于中间商(美团等),这些中间商对他们施加严格的工作要求。压力表现于:肩负重任的外卖人员在快到外卖投放点时,通常都是跑过去的。泛民主派的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形容零工人员为“不稳定劳工大军”。

22岁的小刘就是大军中的一员,他瘦瘦高高的,穿着宽大的饿了么工作服。小刘说,他老家很远,在宿迁那边,在那要想挣得和他在上海一样多的钱,他得做到“机器不停,他就不能停”。现在,他每个月能存下5000块。但是他每周得工作六天,每天十小时,风雨无阻。小刘说,为了送餐不迟到受罚,他每天都闯红灯。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每周发生涉及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12起。相关报道却很少。

骑手下货(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骑手下货(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近年来,工厂工人团结力量,极力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这对分散的外卖人员来说难得多,来自香港一家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简称CLB)的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称,如果部分骑手罢工,系统算法会直接派单给在线的外卖人员。

骑手们还会善用社交媒体谋求自身利益。他们在微信和QQ等通讯软件上都有聊天群,成员众多,他们会在群里讨论送餐路线、雇佣条款,还会在里面发牢骚吐槽。美团称,百分之四十的美团骑手都是经老乡推荐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和当初经人介绍去工厂上班类似。外卖人员聚集的时候还会加强联系,就像他们平时在网络稳定的地方或美食广场附近一样水群。

网络联系让他们可以组织罢工。CLB称,外卖行业已成为“工人抗议的主要来源”(见图表)。在2016年,CLB记录了当时外卖小哥的首次罢工,现记录的罢工次数已达121次。他们抗议公司拖薪、降薪和罚款。

中国交通运输业劳工抗议率 黄线:外卖 红线:快递 绿线:出租车 浅蓝:网约车 深蓝:公交车

中国交通运输业劳工抗议率 黄线:外卖 红线:快递 绿线:出租车 浅蓝:网约车 深蓝:公交车(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因为外卖人员不是正式员工,外卖公司通常会直接无视他们的抱怨。2018年,一位骑手因工资低罢工两天,被饿了么平台封号。但是,美团和饿了么清楚公众对外卖人员的同情,外卖人员组成了去年国庆天安门前群众游行的一大方阵。外卖公司也不愿员工大量流失。为提升员工忠诚度,美团推出“乐跑计划”,跑远单挣得多。美团还为外卖骑手开通了心理健康热线。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可免费进行线上心理咨询。因疫情就医的骑手可获得最高30万元的医疗补助。从长远来看,骑手不大可能会对此满意。香港大学的潘毅称,外卖骑手很可能会被“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既无法上升成城里人,又不愿回到农村当乡下人。疫情之前曾采访一名初来上海来的外卖小哥,问他为何为从甘肃远道而来,两地相距有1700公里,他眉开眼笑地说:“谁不喜欢大城市,”顿了顿继续道,“但人不可能一辈子送外卖,得干点有上升空间的活儿。”最近再联系,他说已经辞了,抱怨送外卖“太累了”。【全文完】

来源:经济学人
作者:未知
编译:廖茏蕙
校改: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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