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编译报道】中国如今依然面临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的问题,这导致大量农民工被迫涌入城市谋求生计,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住房、教育甚至是基本权利都无法被保证,尽管在城市生活却隐性的被贴上“异乡人”的标签,与经济飞速发展的繁华都市格格不入,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人,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2011年,谭春苗离开了他在山区的农村家乡,来到繁荣的珠江沿岸大城市广州的工厂工作。经过十年的打拼,现在在一家日本餐馆做厨师,用长时间的工作支撑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的生活。作为超过2.8亿的农村移民之一,他是推动中国经济车轮向前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却被剥夺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和社会服务,其中包括他的孩子无法受到免费教育。他将自己的二等公民身份与美国的临时移民相比较无奈地笑道:“我只得靠自己,不属于引进人才无法拥有广州的绿卡。”这仅仅是农名工困境的一个缩影。
2017年11月27日,北京移民们在离开北京郊区时装载物品

2017年11月27日,北京移民们在离开北京郊区时装载物品——农民工需要抓住机会争取合法权益

城乡分离成为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根据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公民在出生时就根据其父母的户籍所在地被划分为农村或城市户口。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试图将农民捆绑在集体农业的土地上。1980 年代农村公社被解散后,移民涌入城市,成为企业可以利用的庞大的下层社会人民。

但今天,城乡经济分离的制度和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成为了中国实现城市化的障碍,不仅阻碍先进的消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几乎和美国一样高,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共同富裕”尽力在扩大中产阶级和减少收入不平等,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习近平在去年8月的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传统移民政策已无法解决移民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对小城市放松居住限制的努力并没有产生什么效益,因为移民得到的好处很少,这些计划将上海和北京等最具移民吸引力的大城市排除在外,导致移民问题还在不断扩大。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比例从2012年的17.2%上升到18.5%。

华盛顿大学地理学教授、中国户口制度专家陈锦荣说:“这些政策只打雷不下雨”。他指出,自2014年以来,许多中小城市放宽了户口限制,这些城市基本上缺乏吸引农村移民工作和社会服务的经济实力。“这只是名义上的,”陈教授说,“没有任何好处,我称它为假户口。”

政策计划与现代化城市的矛盾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新的措施,以便在2025年前取消大多数城市的户口限制。北京目前的发展战略要求在人口少于300万的城市取消户口限制,并在人口在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放宽户口限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主任吴晓在12月说: “我们将加快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然而,专家们质疑这些计划是否会使像谭先生这样的移民成为中国最现代化城市的正式公民,因为这样会使城市增加其财政负担而产生抵制情绪,例如为移民子女提供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检查。

移民带来的政治不稳定风险

“大多数农民工仍然面临着一堵无形的墙, 即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蔡防在去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他们将非常不稳定。”

事实上,如此庞大的群体被剥夺权利,不仅有可能造成生活的混乱,而且有可能埋下中国政治不稳定的种子。因为民意调查显示,户口制度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马丁_怀特(Martin Whyte)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最近举行的研讨会上说: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制度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你不想通过在出生时就被划分为较低的地位,并被剥夺管理社会的权利这种方式,去被迫接受其他高等地位的公民对现代社会的管理。”

一名农民工走来。2020年12月6日,北京;大多数人缺乏合法的居住福利。

这种影响对农村移民的孩子尤其有害。许多人被迫与父母分开生活,因为大多数城市公立学校不招收这些孩子,而且许多移民家庭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研究表明,移民生活的不安全感抑制了消费,降低了经济效率,并使家庭不愿意多生孩子。因为鉴于移民所面临的不利条件,他们所生的孩子很难出人头地。

广州的一位年轻女性回忆自己小学的情况,那时因为户口问题她不得不换七八次私立学校,因为她的父母是外来农民,在别人的郊区土地上种菜。卢女士说:“我的教育非常麻烦。”她的父母负担不起向移民儿童开放的私立中学所以把她送回村里,与她的祖父一起生活。后来,她在广州的一家酱油厂找到了工作。

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短缺

谭先生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担心如何教育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和他的妻子生活在另一个城市。

怀特博士说,被剥夺教育机会的数百万”留守儿童”造成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短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加入先进经济体行列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劳动力中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低于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比例。

“你不想生活在一个通过剥夺出生时被划分为低等地位公民的权利来实现管理的现代社会。”——马丁_怀特(Martin Whyte),哈佛大学

何处是归途

  对许多人来说,获得城市福利的艰难斗争使他们更渴望回到家乡的土地以获得安全感。福先生(化名)在广州的卫星城市佛山做了20多年的各种工作,供养在家乡的母亲和1.6英亩的农场。由于找不到妻子,他独自住在离他现在每周工作六天的文胸工厂300米的地方。他说:“在城市里生活并不容易,如果情况不能得到好转,收入得不到提高,我可以考虑回家照顾我母亲。”至于谭先生,他不打算放弃他家的土地——他父亲耕种的半英亩水稻和豆子,以及他们种植树木的几英亩山地。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话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夹心一代既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孩子。相反,他计划再工作15年,直到他的孩子长大成人,然后退休到他的村庄,希望那里的社会福利逐渐改善。”那时我就可以回家,过上不同的生活——也许还可以四处逛逛,”他说,“但现在,我不能。”【全文完】

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作者:Ann Scott Tyson
编译:林金鑫
校改: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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