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孤儿：记中国留守儿童

杨小军——自由的“王国”

杨小军对世界的概念，就在山腰的竹林，到延伸至村庄的最后一片水稻田之间。六岁的他，可以不跟任何人讲话，自在地活着。他与弟弟杨斗生和一帮朋友一起，在自己的“领土”上随意游荡。就算被灌木扯破了衣服，或是下雨后衣服上溅了泥，也没人会阻止他。他的生活就如自己的绰号“小将军”一般，其他孩子都是他的“战友”，这块土地归他们所共有。

对他来说，每个新奇事物都是游戏，身边任何物件都是玩具。一堆碎石就是一座小山，可以爬上去跳下来，一个废弃的轮胎就是一辆战车，一支竹竿就是一把长矛，一根树枝就是一柄棍棒，一座石凳可以是指挥台，也可以是障碍物或画板。每天早晨，祖父都会给小军2块钱零花钱，这2块钱意味着一大把糖果，毕竟在这里一颗糖只要1毛钱。糖会被用来和小伙伴交换或分享，吃完后的包装纸会被他们丢得满天飞。白天，这群带着“糖果燃料”的童子军自由地奔跑，不受约束，目之所及几乎看不到大人。

这些男孩的父母们有着神话般的形象，与古老的英雄和猴王一起，只存在于祖父母们说述的故事里。当被问起他们的父母去哪了的时候，有些孩子会说广东、浙江或福建等，有的只是回答 “出去了”，“出去了”是这里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委婉表达。这些省份的名字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那些陌生的地方遥不可及，甚至在他们的想象里可能远在月球。在杨小军眼里，宇宙的边缘就终止在进镇那条马路的拐角，而这条马路在排莫村外面盘绕群山，一直延伸至远方。

张秀银带她的两个孙子采野果。

小军和他的伙伴们因为经济发展成了“孤儿”。他们的父母很久之前就离开这里前往工业区挣钱谋生，这些工业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孩子不会跟父母一起去，照顾孩子的成本太高了。同时为了控制城市化的影响，政府会限制农民工子弟进入城市学校读书。于是孩子们被留给祖父母照顾，而祖父母们也仅限于 “照顾”他们。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农村，老人和小孩随处可见，青壮年则成批地去往城市工作，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留守儿童”。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评估，在中国，父母双方都去外地工作的儿童有2900万，父母中有一方去外地工作的儿童有610万，这几乎相当于英国的总人口数，或美国的儿童总数。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并不同情农民工们，虽然他们要遭受经济状况和户口政策的双重束缚。民政局副局长邹明（Zou Ming）说道：“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生了孩子后，却不照顾孩子，这严重损害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今年年初，国务院终于承认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些决议：在农村提供儿童福利，并鼓励父母们把孩子带到城市。

杨斗生独自在家，他举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婴儿时的他躺在妈妈的怀里。

而政府之所以采取措施，是因为一些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严肃事件。去年夏天，在贵州，这个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有4个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他们的年龄在5至14岁。据贵州媒体报道，自杀的孩子们留下了遗言：“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很好 ，但我们真的要离开了。”三年前，在附近的毕节市，有5位留守的男孩因爬进垃圾桶点火取暖，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排莫村坐落于贵州省东南部，是一个未被开发的贫穷农村，苗族和侗族聚居于此。虽然不像桂林的岩溶景观那样引人入胜，但这里是中国南方著名的喀斯特地貌的起始处。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寸可利用的山坡上都种满了水稻，雨水将一切浸润。夏天几乎每晚都下雨，山谷里回荡着雷声。蜻蜓振翅嗡嗡响，爬虫缓缓行进。黎明冲破云海而来，正如中国诗句中所描绘：灵山蓄云彩，纷郁出清晨。

最近的城镇到排莫村大约两个小时车程。排莫村的房子木屋瓦顶，沿山形呈U字形分布。斜坡上的泥路岔口颇多，连通田地和若隐若现的村舍。排莫村约有450户人家，人口在2000人左右，这里的居民几乎都姓杨，但几乎一半的居民已经离开了村子。排莫村的字面意思是“被排除的”，这名字不能再贴切了，这里的居民不是年过60的老人，就是不足8岁的孩子，村子透露着一种被遗弃之感。

杨小军、杨斗生和小伙伴在沙堆上玩耍，旁边是搭了一半的猪圈。

我在排莫村呆了6天，受到了在中国其他地方少有的欢迎。因为这是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村庄更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成年人离开这里去往中国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的其他地方却遗忘了这里。排莫村的农民种植农作物，但仅靠种植仍然不够。大部分的餐食就是米饭和炒菜，还有自制的腌辣笋，款待客人的菜是现杀的猪，河里的鱼，或者一篮子水稻田里的田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酿酒，米酒早晚必备，一碗清澈的米酒，驱散了夜晚的寒意。

这座大山孕育了一种隐藏的“奢侈品”：本地烟草。吸烟的管子由长短不一的野生竹子削成，竹子的一端固定着一个陶碗状的小器皿，这样一根管子在糖果店卖一元五角钱。你可以在树丛中找到野生覆盆子和中国叶芥，也可以找到天然植物靛蓝。传统苗族人民利用靛蓝植物提取深蓝色颜料，用来做织布上的蜡染，而现在村民们大多从镇上买染料和布匹。苗族因其多彩的礼服而闻名中国，但苗族的文化比它的衣服更加深刻，更加突出，排莫村年长的女人头戴蓝色头巾，这是苗族村落的显著标志。

排莫村是小将军们统治的王国。那时我刚到这里，这些孩子围在我身边，我身材比较高大，与他们父母年龄相仿，他们挤在我这个外国人身边表现得异常害羞。当时我口袋里有糖果，而且显然没有人警告过他们不要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于是到了第二天，我用这些糖果让自己成了他们的关注焦点。第三天，新奇感过去了，我于是就像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有6个流鼻涕的小男孩跟我处得很好：杨小军和他的弟弟斗生（中国少数民族一直可以允许生两个孩子），住在低处房子里的杨成亮（Yang Chengliang）和杨成金（Yang Chengjin），杨浩（Yang Hao）和李海佛（Li Haifo），他俩是房东们的儿子，房东们为我和摄影师提供了在这里的住处。

不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任何新奇事物打发时间。一个周六的早上，我看到他们爬上了最高的山坡，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摆荡下来。正在修建的家畜圈牢边上，有一个建筑材料堆成的小丘，他们从丘上滑下，把手插入水稻田的水里，欣赏着溅起的泥水有多高。他们最喜欢的是自己发明的一个小游戏：在小卡片旁边猛然拍手，掀起的风会让地上的卡片翻转过来，如此一来，高等的卡片就能打败比它低等的卡片，直到有一人集齐了整副卡牌。他们每天回祖父母家吃两顿饭，其他时间里，整个村庄都是他们的家。

这些孩子像《蝇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淘气小威廉》里的小孩，却又不输那些小孩，他们更加调皮与自在。他们是一群平等的、互相分享欢乐和痛苦的伙伴，从不互相招惹或划分等级。当有一个人摔倒或撞到膝盖开始哭，其他人会聚到一起来帮他。在没有成人的情况下，这些互助行为都是自然流露。我询问他们的名字时，有问到谁是谁的兄弟，小军指着一个绝对不是他亲兄弟的孩子回答道：“他是我的哥哥”，又尖声笑着戳了戳另一个孩子“他是我的弟弟”，于是，众人都开始指向其他人并重复地说 “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弟弟”。尽管这只是一个寻开心的游戏，但我感觉他们都像是亲兄弟一样。

李海佛（右）和学校老师的儿子（左）在课堂上。

杨培华——空洞的守候

杨培华（Yang Peihua）的水稻田，就是他的全世界。他是杨小军的祖父，已经61岁了，仍然每天在农田里干活。他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之前醒来，到木质阳台上给笼中的鸟喂食，然后赶水牛出棚，沿一条泥泞湿滑的斜坡走向农田。农田旁是当地传统的寺庙，供奉羽毛装饰的神龛，酒碗陈列在前，香线袅袅。杨培华穿着紫色短裤和黄色T恤，仅右脚着一只袜子，脚踝上绑着一团绳子，他脱掉塑料拖鞋，跟在水牛后面，在泥土中翻找着耕地的铁犁，“嗯嗯啊啊”地赶着牛前进。就这样，他在田里和牛一起来来回回走过几个小时，将硬土犁松，中午回家给孙子们准备午饭后，再准备进行下午的耕作。

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杨培华为维持生活而农作。耕地产出的能卖的东西，只够付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医药费。他的家族在这里已经繁衍了五代人，他也经历了中国许多动荡的年代，他一边吸着竹筒烟一边说：“文革是最苦的时候，现在好多了。”等到他的大儿子杨成贵（Yang Chenggui）长大成人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同以往，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力都离开了这里，去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那里的工资比这儿高多了。12年前，成贵也随着大流去了外地工作。

6年前，成贵带着妻子罗红兰（Luo Honglan）回来了。罗红兰在家里生下了儿子小军，两年后又生下了斗生。之后这对夫妻又离开家去工厂工作，一直是祖父在照顾两个孩子。在小军和斗生还很小的时候，杨培华的妻子张秀银（Zhang Xiuyin）用传统的蜡染法做成布背袋，把两个孩子放在背袋里，这种背袋是村里每个祖母必备的东西。如果祖父母都要下田耕作，他们就带上孩子让孩子和水牛一起玩耍。

虽然成贵远在异省，但有关儿子的记忆一直在老两口心头萦绕，这些记忆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在在家里：一张泛黄的1997年的毕业证书，一张小夫妻俩过年回来探望两到三个星期时，成贵紧紧抱着孩子的相片，还有他和妻子留下的礼物——一红一黄的两个玩具汽车。“我们不想他走啊”，老父亲直率地告诉我，“但是他不去就赚不到钱了，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贵了。”

无论何时，我问起任何人有关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能怎么办呢？”中国人常说“没办法”，从北京的的哥到累瘫的办公室白领，大家都这么说。在排莫村，这几乎就是村子的座右铭，生活花费涨了，但大米却始终不涨价，他们说：“没办法。”村子里出产蜡染布料，但是距离市场太远，他们说：“没办法。”就连孩子要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他们也说：“没办法。”

村民都觉得，如果留守儿童的父母留在村子里，他们的状况只会更糟糕。权衡之下，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孩子在村里的做法还是好的，留在排莫村种地是绝对养不起孩子的。一些家长在更近的地方找工作，比如靠近沿山高速公路的丹寨镇。丹寨镇是一个开发区，在这里某个建筑工地上，我看到 “对抗贫穷，稳步富裕”的标语，官方为了更广泛地推进城市化而在此投资。但在丹寨镇，即使是在一家小企业或者做建设方面的工作，工资水平也还是比外面的工厂低。

政府仍然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帮助。我的房东杨雪兰（Yang Xuelan）告诉我，她听说国家有帮助留守儿童的规划，“但一个子儿都没落到这个村子里。”在第一件悲剧发生之后，也就是2012年毕节的五个男孩因取暖而死于垃圾桶的事件以后，该市政府拨了六千万人民币（约九百万美元）的特别款项，用来应对危机，同时记录了所有街头儿童的信息。但在2015年留守儿童喝农药的事件发生后，独立的社会社会调查员无法找到任何有关这笔款项被合理利用的痕迹。

慈善机构在提供援助这方面做得比政府更好。贵州省会贵阳一家未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曾在全省各地给贫穷家庭送去食物和衣物，却因关注毕节留守儿童处境问题而被当地政府赶出了毕节。该组织不愿透露姓名的创始人告诉我，中央政府“并没有忽视留守儿童问题，但是他们的援助通常流向了该地区有权势的人手上”。对于孩子们，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安全和教育问题”，以及潜在的由留守带来的“人格上的负面影响”。

排莫村，“小将军们”的王国。

聊过天，我和非政府组织创始人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吃了晚餐。他的朋友们来自共青团以及其他各个当地无政府组织，其中有一个慈善机构致力于城市教师下乡支教。共青团的代表充满热情地跟我说着“引领年轻人的思想”。当话题转回到留守儿童上，他们却吵了起来。我先前采访的组织创始人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真正地帮到这些留守儿童。最好的帮助是让他们和父母团聚，但是我们不可能让父母回到村里，而且孩子们也不可能跟父母一起去城市，我们能怎么办呢？”

排莫村小学南边就正对稻田，学校有两幢楼、一片空地、一条跑道、两个篮球场，对于排莫村来说，这样规模足够大了。瓦砌的内院墙上画着幸福家庭的图案。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早晨，扩音器里放着音调尖细的音乐，成排的学生站在院子里做运动，像是在跳舞。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妈妈爸爸抱抱我》（Mummy and Daddy hug me），孩子们在音乐中张开手臂拥抱自己，然后摆动着肩膀，看着令人心碎。

这个小学的三个年级共有59名孩子，与小学相连的幼儿园里大约也有这么多学生。大多数孩子会去位于丹寨镇边界上的阳武乡读初中，再接受六年免费义务的技术教育。而实际上，有很多学生会辍学，不到一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会继续进入高中学习。不管父母是否在身边，农村孩子的普遍障碍是无法获得良好的教师资源与学习资源，因此绝大多数学生也就没有进入好高中的机会，更不要说大学。最后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走向了工厂。

一个周末早上，我和小军、斗生一起坐着时，他们的父母打来了电话。电话打在了祖父的手机上，他的手机是一个非常老的牌子叫“帷幄”（V WAL），里面只存了一个号码，他找了半天按钮，终于打开了他能听得清的扩音模式，接通了电话。用苗族方言聊了一会而后，祖父把手机递给了小军，小军全程用单音节词与他的父母说话。

“你过得好吗？”小军的妈妈问道。

“好。”小军回道，然后是一段可怕的寂静。

“你还有钱吗，妈妈和爸爸给你一点。”

“嗯，额”。

“过年回来给你100块钱。”

“嗯。”

“妈妈和爸爸过年会回来。”成贵说了一句。

“嗯。”

“爸爸爱你。”

挂了电话，小军和斗生回到阳台，从阳台俯视村子。祖父的鸟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两个孩子不做声地玩着那两辆黄色和红色的玩具车。

杨成贵——无奈的奔赴

杨成贵的世界就局限于这栋建筑物里，他在五楼工作，工作是制作女士内裤。这座工厂位于广东省谷饶镇，广东是东部沿海省份，与贵州之间隔了两个省。谷饶自称中国“内衣之乡”，我之前也我听说另外几个“内衣之乡”。谷饶镇是连接潮汕地区（包括揭阳、潮州和汕头）大工业中心的几个城镇之一。这里足够靠近南部沿海，可以看到棕榈树陈列路边，这里的炒面里会有鱿鱼肉。

离开排莫后我去了谷饶镇，离开小军和斗生两天后，我见到了他们的父母。这一天是他们每月的休息日，他们问的第一件事，是我有没有他们孩子的照片。他们看了我帮小军拍的两段视频，接着翻遍了我在村里拍的照片，然后又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们回乡时自己拍的大量照片。我认出有一张是钉在他们家中木墙上的照片：一位父亲骄傲地拥抱着他的两个儿子。

成贵今年30岁，2004年离开了排莫村，那时他18岁。他先在深圳一家钢铁厂工作了两年，月薪700元（约106美元），后来找到了现在这份在谷饶的工作。他已经在这儿干了快十年，月薪从1000元涨到了现在的4000元。2008年他娶了来自大山另外一个村子的罗红兰，于是他们一起回到谷饶工作，希望攒下更多钱。每到过年时，坐大巴从谷饶到丹寨要花上24小时，花费400元。夫妻俩平时居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洗衣机和吊扇占据了公寓的大部分空间，过年的车票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额外支出之一。

杨成贵在制作女士内衣（左）；罗红兰在看儿子的照片（右）。

成贵夫妻俩都在聚林洁净内衣厂的公寓楼车间工作，正是这样的车间推动着中国出口经济的惊人发展。他们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工作到晚上十点，一个月有一整天和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整个五楼都挤满了薄薄的桌子和红色塑料凳，在这里，成贵和红兰把皮筋熨到廉价的彩色内衣上，这些内衣将被输往中国国内市场。老板是一个23岁的广东本地人，他的家族已经做了10年内衣生意。在办公室里他给我们倒了茶，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穿着J-Green内裤的性感女人海报。工作时间很长，但工作环境并没有很差，成贵最大的抱怨是夏天太闷热了。

成贵和红兰一直对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像他们觉得很有必要向我解释为什么自己和家人分隔两地。每隔几个月，他们会给家里寄一部分工资，用来让家人买衣服，买药，还有满足另外一些开支。支出最多的一部分是幼儿园，每个孩子每个学期都要交1500块。斗生四个月大的时候得了血液疾病，医药费的支出达到了20000元，花光了他们的积蓄。如果孩子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不能两个人一起去挣钱，所以只能把孩子留在了老家。

作为父母，他们也担心孩子生病。他们知道孩子在排莫村会到处乱跑，经常会跌倒，骨折，或者更糟，山间的树林里还有毒蛇。他们也会听到人贩子诱拐孩子的新闻，拐卖孩子的事情在中国还比较普遍，所以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凭空想象。“我们很害怕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心理上的影响，”成贵说，“我们想要陪伴孩子成长，但是没有那么多钱。”

“我很心疼，”红兰说，“我们每年回排莫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高兴的。但是每次我们离开排莫坐大巴离开，我经常默默地哭。每当我看到有小孩和妈妈一起走在路上，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孩子不能跟妈妈在一起，我很难受。”

每个从贫穷到繁荣的国家都经历着社会脱节的问题，中国的转型速度非常惊人。政府也在不断规划之中，政府不仅在努力减少转型的负面影响，还一直致力于避免社会动乱。

在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正走在重新赶超的路上，当未来的中国人回顾21世纪初的经济转型时，一定会对这个迅速赶超的过程感到惊讶。但对于现在这一代，对于像成贵、红兰、小军、斗生和中国其他所有被迫分隔两地的家庭来说，这赶超的代价太高了。

“我的心空落落的”，我离开之前，成贵说道，“但是我能怎么办？没办法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