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来自BBC,主要讲了在俄罗斯红星时期,人们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假的图片,来实现当时的政治意图。2017年正好是纪念十月革命的100周年纪念日,看看这篇文章如何讲诉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关联。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假新闻的时代。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闻图片就被用来让真实的人消失,但这一事件并不是推特(Twitter)和油管(YouTuBe)所编造的,”策展人纳塔利亚(Natalia Sidlina)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一个新展览开幕式上说到。红星展览(苏联1905-1955年的一场视觉文化革命)是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而举办的,它聚焦于苏联在1905年至1955年间所创造的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政治的内容。

这分别是1926年、1949年及之后的照片,是斯大林式摄影作品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来源:David King收集在泰特美术馆)

在第一张照片中,斯大林被四名战友包围;在接下来的23年里,有3个消失了;在第三幅画中,他独自呈现在一张明信片上。那些在领导人核心圈子里失宠的人,从官方的图片中被抹去:照片操纵是重写苏联历史的关键。

摄影的视角

马修·盖尔(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负责人)说:“抽象构图和图片的组合,通常但不仅限于蒙太奇照片,这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其中,可识别的摄影图像加入了抽象构图成分,从设计方面来看,这是清晰、前卫的,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能够让可识别的图像与其他抽象的组合保持一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当时主导的思维方式。”

莫斯科全联盟奥林匹克(1928年)由古斯塔夫·克鲁西斯(Gustav Klutsis)创作,他是苏联第一批制作蒙太奇的艺术家之一(来源:David King收集在泰特美术馆)

追求女性平等和理想主义

解放妇女:建设社会主义!(1926年)阿道夫·斯特拉克霍夫(Adolf Strakhov)对工业前景的信心十足(来源:David King收集在泰特美术馆)

阿道夫斯特拉霍夫(俄罗斯红星时期的艺术家)选择的农夫形象使这张图片更亲近人民,就像女人的脸一样,然而背景赋予了它一种史诗般的感觉。他们在个人层面上产生作用,说服苏联公民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同时利用大家的集体理想观念。

俄罗斯红星时期的作品展现了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早期的艺术中也得到了呼应。盖尔说:“你只需要看看首都博物馆的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的巨头,就知道它既是宣传,也是非凡的艺术,或者是观察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天主教教堂的的顶部。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用这些能够直接传达确定性的图像来使人感到敬畏,但至少在现在,我们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并采取更合理的方式,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另外他们还模仿宗教图像的一些内容。盖尔说,这种视觉语言“从一个有大量文盲的人群开始,由依赖图像变成一种习惯于图像的重复”,他挑选了许多列宁的肖像,“当你看到列宁被描绘的方式时,就会发现有六种不同的列宁姿态,它变成了一种词汇,无论他看起来像或是不像真实的人,都是可辨认的,而基督教的肖像照相术(这样的图片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以传播的角度,将肖像照视为宣传和传递讯息的媒介图像符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

瓦伦丁·切尔巴科夫(Valentin Shcherbakov)的作品共产主义的幽灵(1924年)展示了列宁经常被描绘的姿势(来源:David King收集在泰特美术馆)

街头艺术

“把艺术放在首位的前提是,将他们的艺术项目带到大街上。”在经历了抽象和建构主义的激荡之后,像亚历山大·罗钦科(俄罗斯视觉艺术家)和利西斯基(苏联构成主义代表人物)这样的人开始在海报上、铁路上的广告牌上、在鼓鼓的火车上、报纸和杂志上广泛使用他们的艺术作品。

媒体的任务是完成大众的教育(1928) 苏联艺术家利西斯基和谢尔盖千金(Sergei Senkin 苏联艺术家)(来源:David King收集在泰特美术馆)

虽然“俄罗斯红星时期”的图像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但这样的设计观念现在仍然存在,尽管这样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为艺术而创作的。盖尔说:“很明显,在俄罗斯20世纪晚期和30年代的大部分活动中,前卫的艺术家都是有意识地进行宣传。”我们可以欣赏塑造这种视觉文化的艺术活动,但不能忽略的是政治永远不会遥远。正如纳塔利亚在展览开幕式上说的那样,“它让我们想起了历史形象中的所有责任和力量。”【全文完】

来源:BBC
作者: 麦克唐纳(Fiona Macdonald)
编译:胡白露
校改:罗蔓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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