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如何毁掉真相的

科技的突飞猛进让我们进入数字时代，我们也见证了数字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但新闻业正处在新闻价值的根本性变化中–真相正日益减少。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所认知的事实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解决数字化带来的问题，找到新闻媒体在公共话语中的角色定位，创造强大的新闻文化。我们还需要明白，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新闻业受到了影响。

去年9月一个周一的早晨，一则不堪入目的新闻故事打破了英国往常的宁静。据英国《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报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对一头死猪的头”做出了不雅的行为。报道称：“和卡梅伦在牛津大学就读同一届的同学说，卡梅伦曾参加过皮尔斯格威斯顿（Piers Gaveston）举办的一次无耻的入会典礼，并涉嫌和一头死猪发生不正当关系。”皮尔斯格威斯顿是牛津大学一个放纵的餐饮俱乐部的名字，故事的作者声称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一名英国议会议员，那位译员表示他看过照片可以作证。

这个故事摘自一本关于卡梅伦的新传记（《叫我戴夫》（Call me Dave），该传记未经过卡梅伦本人的授权，译者注），一经公开立马掀起了一场风波。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也是羞辱这位杰出首相的好机会，并且很多人会因为卡梅伦曾是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灵顿俱乐部在英国几乎就是“高贵”、“危险”和“政治”的同义词，俱乐部活动主要是豪饮和搞破坏，译者注）的成员而觉得这件事听起来是真的。几分钟后，#猪门（#Piggate）和#猪梅伦（#Hameron）就在推特（Twitter）上火了，甚至连资深政客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尼克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苏格兰国家党主席,译者注）表示这些指控“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笑料”，而帕迪·阿什顿（Paddy Ashdown，英国自民党议员，译者注）也开玩笑说卡梅伦“抢了头条”。起初，英国广播公司BBC拒绝提及这些指控，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威特敏斯特区白厅旁的唐宁街，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但自从此职由首相兼领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英国首相官邸，译者注）也表示不会作出回应“美化”报道——但他们很快就被迫发表了一份否认声明。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被羞辱了，以一种与他那分裂的政治毫不相关的方式，以这样一种他可能永远都无法真正作出回应的方式。但是谁在乎呢？他可以承受。

故事在网上传播了一整天后，事情出现了急转。曾与亿万富商阿什克罗夫特（Lord Ashcroft）勋爵共同撰写了这本传记的《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记者伊莎贝尔•奥克肖特（Isabel Oakeshott）在电视上承认，她不知道自己的丑闻报道是否属实，自己手上并没有证据。一个故事被许多家报纸报道，并重复在数百万条推特（Twitter）和脸谱网（Facebook）更新,想必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这是事实。现在看来，记者们好像已经不再被要求为他们的报道真实性提供证据，取而代之的，真实性反而取决于读者——那些甚至搞不清楚新闻来源的读者，一切全凭他们自己的想象。但是读者的想象又是基于什么呢?本能，直觉，还是情绪？

真相还重要吗?

任何人都很难分辨事实与“所谓事实”之间的区别，这些事实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被认为是“真实”的？

9个月后，英国民众从对这个有待证实的卡梅伦和猪发生关系的故事的嘲笑中醒过神来。6月24日上午8时，他们可以清醒的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他们的首相站在唐宁街宣布辞职。

卡梅伦说：“英国人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他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这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组织都谈了很多内容有关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所以这个结果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还处于存疑阶段。在这场数月以来一直占据新闻头条的公投活动的尾声，结果才突然明朗：原来，胜利方不知道英国如何脱欧、何时脱欧，他们被虚假的言论捧上胜利的宝座之后就瞬间崩塌了。6月24日上午6时31分，欧盟公投结果出来后刚刚过去一个多小时，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承认，脱欧后的英国实际上并不会每周省下3.5亿英镑（折合人民币30.8亿元）用来资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这是英国脱欧支持者的一个关键的断言，就连用于脱欧宣传的公交车上都印着这样的言论。几小时后，保守党议员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提出了另一个关键的断言：移民不太可能减少。

这并不是政客们第一次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但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在公投结果出来后承认他们的承诺从始至终都是假的。这是”后真相政治”时代的第一次重大投票，没什么生气的留欧阵营试图用事实来对抗幻想，但很快发现真相已经严重“贬值”了。

“留欧派”的顾虑和专家一样被认为是“恐惧计划”，这种想法很快就被相反的“事实”所抵消：如果99位专家预测经济会崩溃，而有一个人不赞同，英国广播公司BBC就会报道称，两方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最终掩盖了真相，这让人想起一些对气候变化的报道。）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 ）在天空新闻台（Sky News）上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已经受够了那些专家。”他还认为十位写联名信反对脱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跟忠于希特勒的纳粹科学家没什么区别。

几个月来，欧洲怀疑论的媒体大肆宣扬每一个可疑的断言，并诋毁每一个专家的警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大量反移民的新闻——这些媒体中许多后来都悄悄修正过来少量印发。公投前一周，也就是奈杰尔·法拉奇发布了他的煽动性海报“转折点”那天，一直为难民利益奋斗的工党议员乔·考克斯（ Jo Cox）遭枪击身亡。《每日邮报》的封面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上是移民坐在一辆卡车后面进入英国，标题是“我们来自欧洲——让我们进去吧！”第二天，《每日邮报》和《太阳报》（The Sun）也被迫承认那些偷渡者实际上来自伊拉克和科威特。

当事实和感觉的界限模糊不清，对任何人来说，区分什么是真正的事实和什么是所谓的“事实”都会变得很困难。脱欧运动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广告标准管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无权监督政治主张。公投后，独立党、脱欧阵营最大的赞助人艾伦·班克斯（Arron Banks）告诉卫报，脱欧派一直都清楚，讲事实是不会有胜利的一天的。“我们用的是美国媒体的工作方式，”他说，“早些时候那些媒体说过，事实没什么用，确实是这样。留欧派只注重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这样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在情感上与民众建立联系。这是特朗普式成功的道理。”

不出意料，一些人发现英国脱欧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好处。当“事实不起作用”和选民不信任媒体时，每个人都选择相信自己的“真相”——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要怎么补救这样的信任危机?

第一个网站上线到现在已经有25年，很显然我们正处于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过渡时期。古登堡（Gutenberg，约翰·古腾堡，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体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译者注）过去500年了，那时候纸张印刷一直是承载信息的主要媒介：信息主要以固定的形式进行传递，这鼓励读者们相信真相。

而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系列对立力量之间的混战：真相与谬误，事实与谣言，善意与残忍；少数与多数，有联系的人与疏离的人，建设者想象的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和设有门槛的社交平台如脸书；被告知的公众与被误导的暴民。

而这些力量的共同点也同时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真相正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相。这仅仅意味着，正像如今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能就这些真理达成一致，当没有达成共识时，也就无法获得真相，混乱很快就接踵而至。

彼得·奇平戴尔（Peter Chippindale）和克里斯·霍利（Chris Horrie）在编写有关《太阳报》历史的《Stick It Up Your Punter!》一书中写道：“真相是枯燥无趣的陈述事实，每家报纸都要为此承担风险。”在任何给定的主题上，都有几个相互冲突的事实。但是在印刷机的时代，一页纸上的文字把事情钉在了一起，不管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信息感觉都是真实的，至少在第二天带来了另一个更新或更正，且我们都分享了一套共同的事实。

相比过去，在数字时代，发布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这些信息被迅速分享，并被视为真实——就像我们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看到的新闻出错那样。在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许多人都曾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散播谣言，称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位居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和蓬皮杜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北侧、塞纳河右岸的博堡大街，当地人常也简称为“博堡”。是根据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的创意而建立的。译者注）受到了袭击，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法国总统，译者注)也曾中风。我们需要可靠的新闻机构来揭穿这些荒诞的谣言。

像这样的谣言的产生，有时是出于恐慌，有时是出于恶意，有时是故意操纵，公司或政权付钱给人们传达他们的信息。不管动机是什么，谎言和事实都以同样的方式传播，学者们称这是“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就像法律学者兼在线骚扰方面的专家丹妮尔·香橼（Danielle Citron）描述的那样：”人们对他人的看法，即使信息是错误的，误导的，不完整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学到了宝贵的东西。如此循环重复，在你知道它之前，信息级联已经势不可挡。你在脸书上分享一个朋友的帖子，也许是为了表明你和他的亲密关系或者表示你的赞同，同时你也增加你的阅读量。

过去这几年里，许多新闻机构纷纷脱离了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新闻，转向报道快餐新闻，为了吸引点击率和广告（或投资）而追求网页浏览量。但就像垃圾食品一样，当你吃着垃圾食品的时候，你也会讨厌自己。这种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创建假新闻农场，通过那些设计得看似真实新闻的虚假报道来吸引流量，因此在社交网络上被广泛地分享。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误导性或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即使这些新闻不是为了欺骗而产生的：对于大多数新闻机构来说，衡量新闻价值的新标准是“点击”，而不是“质量”和“真理”。

这种手段的日益流行表明，我们正处在新闻价值的根本性变化中——一个消费主义观的转变。它没有加强了社会联系，也没有告知公众真相，没有让公众明白新闻是民主的必需品，和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而是制造了团伙，这些团伙散布着与他们观点相符的即时虚假新闻，强化彼此的信仰，使彼此更加深入地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是既定事实。

新闻出版业的挑战

新闻出版业拼命地追求每一次廉价的点击，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有实力的行业所做的行为，但事实是，新闻出版业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已经陷入了困境。向数字出版的转变对新闻媒介来说是一项令人激动的发展，就像我2013年在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简称墨大，始建于1853年，是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历年权威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前列。译者注。）的AN史密斯讲座,“读者的崛起”,它划分记者与读者的关系，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读者,如何认知我们的社会角色,我们的地位。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方法来报道新闻——从读者那里，从数据里，从社交媒体里。它给了我们新的方式去讲故事——互动技术以及现在的虚拟现实。它给了我们新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新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新的读者;它给了我们与观众互动的新方式，让我们面对挑战和辩论。

今天的新闻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立新闻机构在公共话语中的作用。

新闻出版商随处可见利润和收入大幅下降。如果你想要对数字媒体的新现实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不妨参考一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脸书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纽约时报》宣布，其营业利润下降了13%，只有5150万美元，虽然比其他出版行业的利润多很多，但降幅相当大。与此同时，脸书透露，其净利润同期增长了两倍，达到惊人的15.1亿美元。

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记者失去了工作。在2001年到2010年间，英国的记者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2006年至2013年间，美国新闻编辑室的数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在澳大利亚，仅2012年到2014年间，新闻从业人员就减少了20%。今年早些时候，在《卫报》(the Guardian )上，我们宣布将减少100个新闻职位。3月，《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不再有纸质版发行。据《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的研究，自2005年以来，英国地方报纸的数量已经 了18减少1家，这不是因为新闻业的问题，而是因为资金缺乏问题。

许多新闻编辑室都面临着失去新闻业最重要东西的危险。新闻工作虽然艰苦却很有价值，与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新闻工作者在街道奔走，在数据库调查，提出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想要揭露某些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严肃的说，公共利益的新闻是需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它有助于有权势的人保持诚实;它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定位。事实和可靠的信息对于民主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而数字时代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真相是一场斗争。这需要艰苦奋斗。但是斗争是值得的：传统的新闻价值是重要的，它们值得捍卫。数字革命意味着记者们——在我看来——应该对他们的观众更负责。正如希尔斯堡(Hillsborough)的故事所显示的，旧媒体当然有能力撒下骇人听闻的谎言，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知道真相。一些旧的等级制度已经被完全削弱了，这导致了一场更公开的辩论和一次对于那些让利益常常主导媒体的资深精英们而言更大的挑战。但在无情的即时信息时代——以及不确定的事实之下——可能会让人难以承受。我们从愤怒到更加愤怒，但却很快忘记了每一个愤怒的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每一天。

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新闻挑战不仅仅是技术革新或者新商业模式的创造。新闻机构在公共话语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变得不可能动摇，如果动摇，政府的公信力根本不稳定。过去一年里有令人震惊的政治发展——包括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不只是复苏的民粹主义的副产品，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失败的那些人的反抗。

当主流形势是反精英和反权威的时候，大众对媒体在内的大型机构的信任开始崩溃。

我认为，一个强大的新闻文化是值得去奋斗的。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它服务并奖励那些将挖掘真相视为一切的媒体机构——形成一个即时的、活跃的公众群，能够监督权力，而不是不知情的反动团伙，只会攻击弱势群体。传统的新闻价值必须被接受和颂扬：不管是报道、核实还是聚集目击者的证词，都要认真地探索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利用新的科技去帮助公众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们也必须努力解决数字化带来的问题，并意识到从印刷到数字媒体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科技问题。我们还必须解决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新动力。技术和媒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协同塑造社会，就像它们反过来被社会塑造一样。这意味着媒介要与社会活动家、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地交流。这是为获得权力而战，为公共话语权而战，为创造理想生活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全文完】

来源：theguardian
作者：Katharine Viner
编译：韦凯
校改：何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