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如何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

在明治天皇下令人们移居北海道之前，只有土生土长的阿依努人居住于此

1871年，贺瑞斯·卡普隆（Horance Capron）第一次走过北海道，在辽阔的草原、茂密树林间的空地和令人生畏的大山中找寻人类生命的迹象，他写道“这里没有树叶微动，没有鸟儿鸣，没有任何生机。”北海道是日本的边境，被誉为“美国西大荒”（位于现在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曾覆盖了约六十万平方英里的荒地）的翻版，它地处遥远，是日本最北边的岛屿，和本州岛之间隔着一条凶险的海峡，胆敢穿过此处的旅人将要忍受远近闻名的无情寒冬、崎岖陡峭的火山和凶狠残暴野生动物。日本政府将这里的大片土地留给了当地靠狩猎捕鱼为生的阿依努土著。

北海道的人口飞速增长，从仅有的几千人发展至今日的六百万人口

然而这一切在19世纪中叶改变了。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入侵，日本政府决定开发北方的土地，召集前日本武士定居在北海道。而后大家纷纷效仿，农场、港口和铁轨在这座岛上蔓延开来。像卡普隆这样的美国农学家也被说服，为新到此的居民提出耕种土地的建议，不到七十年，这里的人口从寥寥数千人猛增至超过两百万，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值已经接近六百万。在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心理学家有了新的发现。相比于仅相隔54千米的本州岛居民，北海道的人更具有利己主义，更以成功自傲，更注重个人的成长且少有和周围的人关系往来。事实上，当在国家间做出比较时，这样的“认知特征”反而更接近美国而非日本。北海道的故事只是探寻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形成我们认知的一个案例，这样的研究正越来越多，从东西方的差异，到美国各州间的微妙区别，历史、地理和文化如何巧妙又令人震惊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变得越来越明朗。

集体思想已经渗入了东方的哲学和文化之中

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依旧很大程度的忽略了世界上思想的多样性，默认地假设所有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有一小部分调查其他文化人群的研究表示，事实远非如此。最显著的区别是围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比如你是把自己视作独立的个体，无需依靠他人，还是和他人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当问题涉及到态度和行为时，更加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倾向于把评估个人的成功放在集体的成就之上，相应的这也和需要获得自尊和追求个人幸福相关联。这样“自我膨胀”的倾向在东亚地区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取向”涉及到了我们思考的根本。处于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更倾向于思考整体，更关注关系和当下的环境，而身处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则更关注独立的个体，并认为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时思维方式也会影响我们对事物分类的方式，设想一下你在一系列单词，如“火车、公交、铁轨”，选出两个相关联的单词，你会怎么回答？这就是著名的三词测试（traid test）。西方的人可能会选择“公交”和“火车”，因为他们都是交通工具，而一个思维全面的人，相比之下将会回答“火车”和“铁轨”，因为他们把关注点放在了两者间的关系上——两者对彼此来说都必不可少。思维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理查德·尼斯贝特在密歇根大学做的眼球追踪实验（eye-tracking study）发现，东亚的参与者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图片的背景上，而美国的参与者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图片的主体中。

那么思维方式的区别起初是怎么产生的呢？尼斯贝特支指出，西方哲学家强调自由和独立，然而东方像道家这样的传统倾向于关注群体观念。这些不同的世界观是根植于文学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之中，所以我们无需对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根本的心理历程而感到惊讶。

边境假说

许多像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这样的历史学家主张，开拓美国西部的运动滋养了美国的独立精神，因为每个开拓者都为了生存而和荒野展开斗争。为了证明这样的“自愿移居假说”，心理学家需要一个独立的个案作为对照，这也是为什么北海道的例子如此吸引人。日本人向北方领土的迅速迁移和美国人涌向西大荒十分类似，日本的明治天皇政府任职雇佣像贺瑞斯这样的美国的农学家来帮助治理土地。如果自愿移居假说成立，那么这些北海道的开拓者将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更加独立开放。事实也正是如此，密歇根大学的北山（Shinobu Kitayama）发现，北海道的人更注重独立、自我实现和自豪感，并且很少关心他人的感受。

像威廉·史密斯·克拉克（William S Clark）这样的美国农学家都在帮助治理北海道的土地，他的名言“小伙子们，要有雄心壮志啊！”代表了开拓者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正在逐渐消失

生源论

另一个的观点是，思维方式的差别是微生物进化的体现。在2008年，科里·芬彻（Corey Fincher，现于英国华威大学）和他的同事提出分析了全球流行病的数据，数据显示，一个地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指数，和流行病的传播有关：越容易被感染，就说明你越倾向集体主义，远离个人主义。大致意思是，以顺从和尊重为特点的集体主义，致使人们对十分在意那些避免疾病传播的行为。

如今的北海道不再是一片荒芜，但这里的历史给当地居民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深刻印记

托尔赫姆的研究

托马斯·托尔赫姆（Thomas Talhelm）近期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了中国28个省市，发现思维方式反映了当地的农业。托尔赫姆说，他在中国的经历给了自己启发。当他在位于北方的北京时，他发现陌生人都更加友好，而在南方的广州，人们则更加沉默，害怕给人添麻烦。这样的区别看起来并不是衡量财富和现代化程度可以解释的，但他注意到了两地主要农作物的区别：南方主要以大米为食，北方则是小麦。种植大米需要极大的合作，劳动密度高且要应用复杂灌溉横跨在各个田垄，相比之下小麦的耕种只需要花费一半的工作量，灌溉主要依靠降雨，这意味着农民不需要和邻里之间过多的合作，可以独立专注在自己的耕作上。在与中国科学家共事时，托尔赫姆测试了一千多个学生，他们各自来自以大米和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地区，结果显然，来自小麦种植地区的人更加偏向个人主义，而来大米种植地区的人则更多的体现出集体主义和整体思想。

相比于其他农作物，耕种大米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还得依靠复杂精密，纵横交错灌溉系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说法只是大多数人群中体现的趋势，每个人群的研究都会产生一定偏差。“非黑即白的想法并不和人类学的观点一致”爱丁堡大学的杜瓦侯赛因（Delwar Hussain）指出，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历史联系，这意味着许多人会同时具有两种思维方式，而年龄、阶层这样的因素也会对其有所影响。【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