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译报道】2002年广东省爆发非典,这给当时摇摇欲坠的香港带来了致命一击。截至目前,新冠肺炎已在全球爆发,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会发现此次疫情与非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非典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心理以及社会经济都带来了极大冲击。

 

图片来源: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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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我和家人正住在香港,我们住的房子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靠近太平山。这座山是香港岛的最高峰,站在这里可以俯视全城。2002年,位于香港北部的广东省出现了SARS冠状病毒,该病毒可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SARS冠状病毒在卖场跨越了物种屏障,由动物传播到蝙蝠、果子狸再传到人类身上,致死率在10%左右。

最初,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威胁医生不能散布有关疫情的预警消息。后来,由于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禁止开展一切社交活动。香港民众在政府宣布实施封禁措施前就已经自行进行社交隔离,许多侨民逃离香港,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到了三月份,整个香港街头巷尾都是空荡荡的。夜店被迫关闭,餐馆停止营业,平时热闹繁华的购物商场此时非常冷清。

那些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会发现非典与今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那些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会发现非典与今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最初中国政府也选择隐瞒疫情相关消息。全国取消了农历春节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会导致大量人口快速流动),该举措与非典时期一致(现在看来,这些举措确实有效,中国大陆病毒传播及感染速度确实放缓了)。

早在非典爆发之前,香港就已经陷入了危机。1997年,英国政府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政府,同意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香港回归后其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上海威胁,上海扬言要成为中国新的金融中心。当地人担心香港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某个无名小城市”,当地房地产市场突然急剧下跌。与此同时,政府限制公民自由,这严重威胁了香港名义上拥有的主权。非典爆发给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带来了致命一击。

非典给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带来了致命一击。

当时我在《时代周刊》(亚洲版)当编辑,公司有62名员工,办公地点在香港,所以我那时住在香港。非典爆发后,我们根本无法居家办公,因为当时互联网发展还不成熟。与此相反,我们会站在办公室,看着外面的天星小轮驶向维多利亚港,船内空无一人。每天下午,我们会等着香港卫生署公布感染人数。我们会打赌,猜测现在有多少新增病例。每次我们的猜测都会很接近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实往往非常残酷。

尽管当时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但是我们仍然试图逃避现实。

香港的医疗体系早已崩溃,数百名前线医护人员都被感染了,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被所谓的“超级传播者”感染。起初,大陆医生刘剑伦在广东治疗一位病人,后来这位病人成为了人们口中所谓的“毒王”,因为多起感染病例都源于这位病人。在碰见“毒王”后,刘医生去香港参加婚宴,当时他住在京华酒店,去弥敦道(Nathan Road)逛了街,最后又回到酒店,此时他已出现呕吐症状。第二天,刘医生去了广华医院,他警示会诊医生,表示自己很可能传染他们,说完之后刘医生就晕倒了。最终还是有6名医生和护士受到了感染。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也出现了大批感染患者,因为医院内有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曾去过京华酒店,最后100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全都感染了。针对患者呼吸困难这一症状,标准治疗方法包括使用喷雾器和加湿器类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药液转变为可以吸进去的水汽。后来这些疗法导致了病毒在病房内加速传播。

诸如此类的种种事件以及政府故意混淆视听的行为加剧了我们的恐慌。我们了解到政府一直都在隐瞒真实感染人数,当世卫组织派遣视察员来医院了解疫情时,视察员从医院大门进来,大批患者却从医院后门转移了出去。我们不禁怀疑事实或许比眼前的情况更加糟糕。

恒生指数是反映香港股市行情的重要指标。一月至四月期间,恒生指数下跌了15%。后来有人恶作剧,发布了一则错误消息,该消息称香港将要封城,消息一出有些自动提款机内的现金立刻被人取完了。我们本以为情况再坏也不过如此了,然而4月1号,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跳楼。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就像是他们的“幸运符”,他深受人们喜爱,为人友善,平易近人。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当地人更加绝望了。

从办公室往外看,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淘大花园,这是一座橘黄色的住宅综合区。该住宅区已成为臭名昭著的非典重灾区,据说此区空气中潜伏着病毒。3月14日,一名受感染的男子来到淘大花园拜访弟弟。一周后,此处发现了3、4起病例,第二天,又发现了6、7例甚至更多病例。很快,淘大花园每天发现60多例新增病例,最后此处约有330个感染患者,其中大多数患者都住在E座,此处是受感染男子弟弟所在的住区。人们对淘大花园疫情集中爆发感到恐慌是因为此处“平淡无奇”。从外观来看,它几乎与香港所有其他住宅区完全相同。人们不由得想到淘大花园事件可能会发生在香港任何地方。(后来,事实证明,公寓排水系统的设计加速了病毒传播。)

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换季之后病毒就会消失。众所周知,呼吸道病毒,尤其是流感这类病毒都是季节性的。天气变暖后,其他冠状病毒(如造成普通感冒的这类冠状病毒) 会慢慢消失。我们不禁问道既然有季节性流感,那非典为什么不能成为季节性流感呢?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专家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针对此次新冠病毒是否会成为季节性流感曾发表了一篇博客,这篇文章受到了人们的热议。在文中利普西奇解释到病毒是否会成为季节性流感取决于4个因素:环境(某些病毒喜欢干燥寒冷的环境)、个人行为(冬季和夏季人们聚集的方式会有所差异)、人体免疫系统(一般来说,冬季人们的免疫力较差)、疾病的动态变化(在某个季节爆发的流行病可能换季才会消失)。换句话说,病毒能否成为季节性流感不仅仅取决于天气状况。这个变化过程十分复杂,环境、流行病学、人为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

后来医疗体系也已经逐渐完善。在非典爆发之前,有些医院对待工作非常松懈,它们平时常常依靠抗生素而非消毒剂控制传染。后来我在《中国综合征》(China Syndrome)一书中也谈到了非典:“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式抗感染方法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医护人员要戴上有防护层的口罩、护目镜、手套、橡胶鞋套和外科手术服。封锁病房、隔离、使用呼吸机,这些治疗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不会让医务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但它们确实有效。”现代医疗体系还无法应付大批重症呼吸病例,但在经历非典后,现在香港的医院可以做到。

当时的天气状况对抗击非典也起了一定作用。4月份,香港的平均气温已达到70°F(约21.1°C),5月气温达到了80°F(约26.6°C)。与此同时,我们的防疫措施很到位,所以在换季之前,我们就已经迎来了疫情拐点。

非典快结束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心怀希望又感到十分疲惫。

非典快结束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心怀希望又感到十分疲倦。非典期间,我们一直都待在家里,生活十分清静,每天带着口罩。时间久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要知道这种生活在以前看来非常无趣。我还记得还记得非典爆发初期的情形,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别人戴口罩的场景:当时我带着3岁的女儿在太平山附近散步,当时女儿还指着那个戴口罩的人给我看。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民众什么时候开始摘掉口罩,也记不清自己哪一刻决定摘掉口罩。我猜想某一天自己醒来后,肯定会像往常一样穿好衣服,戴上N95口罩,这时我会突然想到这样做有必要吗?

政府并没有通知我们可以出门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害怕情绪也不会消除。与此相反,内部人员的分析似乎指出新生活带来的好处超过了感染非典的风险。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虽然疫情已经减缓了,病毒被人们击退了,这座城市也似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在外漂泊一段时间后,我的家人回到了香港。餐馆开门了,病毒魔法也破除了,香港似乎从发热的噩梦中醒了过来。太阳升起时,维多利亚港春光无限,我们面对面交流。病毒将人们的生活分成了两种:感染病毒患者的生活和健康人的生活。现在,这座城市有了700万种不同版本的生活故事。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家闷热潮湿的餐馆里,我正在吃鸡肉和米饭,店里坐满了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全文完】

来源:纽约客
作者:Karl Taro Greenfeld
编译:魏敏慧
校改: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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