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VS气候变化：处理气候变化的新契机?

首先，这两大危机确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疫情期间，政府颁布的种种限制及人们对疫情传播的担忧导致大部分经济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但这却极大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今年四月的第一周，同比去年，全球每日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17%。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全球范围内因工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相较于去年，约减少了8%。这可是自二战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但这样的下降趋势也反映出了关于气候危机的一个真相，那就是尽管人们出行不再依赖飞机、火车、汽车，但是气候问题由来已久，不好根除。须知，哪怕人们努力去忍受这种生活上的巨大变化，这些改变也只能减少1成的全球碳排放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中的宏伟目标，即全球气温只比工业革命前高1.5°C。诚然，如果每个政府都像美国那样，先是蔑视《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正式提交退出《巴黎协定》文书，译者注），现在又挑衅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威胁永久停止对WHO的资助并退出该组织，译者注） ，那么全球性灾害的阴霾将挥之不去。

那疫情到底是如何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呢？

以碳定价 (在控制全球碳排放的实践中，碳定价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是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来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译者注)为例，由于这种机制可以运用市场资源激励消费者和公司减少排放，所以其长期以来都备受经济学家的青睐。得益于这种转变，碳定价也成为了一直以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过去，尽管清洁天然气相较于煤炭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但当时的可再生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无法从中获利。而近十年，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骤降，所以只要对碳定价稍稍推波助澜一下，可再生技术便可以占领决定性地位。由于部署越广泛，价格也就越便宜，久而久之，这种技术便可以处于垄断地位，如若错过了现在，可能再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碳定价了。

但是在政客眼里，碳定价这样的字眼就没那么讨喜了，所以真正实行的政策也很少。其实在疫情前，就有迹象表明，碳定价时代必然到来。比如，欧洲正计划扩大碳定价范围，其规模算得上全球之最。此外，碳税早期收益可能会超过GDP的1%，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将呈阶梯式减少。这些收益可能用于公共福利，但更可能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据预测，今年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将达到122%，而且如果能够继续对环境投资的话，收益还会增加。

到目前为止，一些政府还是忙着应对本国的疫情危机。比如，法航得到通知，要么取消国内与核电高速列车竞争的航线，要么放弃纳税人的援助。但是这种干预政策很明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所以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政府可能会把用于纾困的资金投放到开发化石燃料上。而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制定出对气候不利的政策，如，美国就在疫情期间放松了环境管制条例。

人们虽时时将疾病挂在嘴边，却不甚重视，所以病来如山倒，病除若抽丝。此次疫情来势汹汹，轻松击溃了不稳定的繁荣假象。与之相比，气候变化虽然过程缓慢，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更严重持久。如果各国领导人想要在这场全球性战役中展示其勇气决心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了。而且，各国人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鼓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