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写道：“当今时代最紧迫的道义、政治和经济问题就是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现如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约17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8%，日均收入低于1.9美元（约12.75人民币）。这17亿人中，印度和中国贫困人口就占近10亿。
2001年，时任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把中印、巴西和俄罗斯合称为“金砖四国（BRICs）”—“BRICs”成为2000年代标志性缩写词之一。尽管这四国当时的经济产出只占全球的8%，但奥尼尔认为，它们人口基数庞大，人均产出即便只是略有增长，其全球占比也会显著上升。
2003年，高盛的研究人员预测，到2025年，金砖四国的GDP总和将至少达到六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总和的一半；在2040年前会超过六国集团。当时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变，抛开人均收入不谈，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几乎就要赶上北半球的发达经济体。
第一个预测过于保守了。二十世纪头十年，金砖四国平均年增速惊人，达到了17%，2017年GDP达到六国集团的一半，比预测时间提前了8年（见图表1）。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中印等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2020 年中国宣布已消除极端贫困；截至2018年，印度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已低于尼日利亚估计的9900万极端贫困人口。
而对2040年的预测如今看来偏误更大。2010年代，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都大幅放缓，也令金砖国“赶英超美”的步伐失速。从2011年到2019年，G6国家的增长率下降了50%以上，年均增长率低于2%；另一方面，整个金砖国家的增长率下降了近70%，年均增长率仅5%。
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同。从2000年到2011年，以美元计算，新兴经济体的加权平均GDP年增长率为9%，其中不包括金砖国家。2001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占美国实际收入的比例为12.1%（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的最高值）。然而201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7.8%（见图表2）。
图一
但2013年，这一指标达到峰值18.4%时，相较于美国而言，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等各国的人均收入已呈下降趋势。2014年，非洲人均收入也在持续减少，并且远远低于美国。只有南亚和东亚以及欧洲新兴地区的收入一直领先于美国。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已回落到美国的18.1%：令人害怕的不是这一数字的逆转，而是发展出现停滞。
“迎头赶上式发展”
2010年商品繁荣和贸易繁荣开始逐渐消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商品价格指数从2000年到2011年大约增长了两倍。但此后，该指数开始下降，而那些曾因资源出口价格上涨和信贷宽松而享有超级繁荣的经济体也逐渐暴露。
贸易增长也放缓了。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开始略有下降（见图表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策的决定性转变。中国的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政府一边鼓励经济自给自足，一边加强国家干预经济。
图二
增长放缓的中国
虽然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相较之前，不仅市场规模有所减小，进口额也大幅度降低。 更雪上加霜的是，与许多相对富裕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制造业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受到收入增加和生产者试图在别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来说，国家会开始削减部分工业生产。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改革进程停滞不前；其二是故意营造出能自给自足的局面。
中国未能以预期的规模进口制成品，主要归咎于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曾提出的过早工业化进一步加剧。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似乎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推动发展中经济朝着富裕世界的收入迈进。中国需求低迷远非经济增长缓慢的唯一因素。制造业生产力不断提高，造成全球制成品价格持续降低。因此，即使是低收入国家，也更愿意大力进口这些产品，而不是学习产品制造。
新冠肺炎疫情后富裕世界繁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是一件好事，但也存在一些风险。一些经济学家警惕人们：美国的巨额支出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从而迫使美联储比当前预期更早、甚至更大幅度提高利率。而利率持续上涨可能会破坏当前经济发展，导致资产价格崩溃，并吸引大量资本离开新兴世界。
“德尔塔”忧郁
由于Delta变种的传播以及富裕国家以外的疫苗接种步伐缓慢，对2021年强劲好转的希望破灭了；截止到2021年底，发展中国家未接种疫苗的人口可能达到一半以上。7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份曾预计印度今年将增长12%以上，现在将这一估计下调至9.5%；而新兴世界2021的增长率预估为6.3%，但2022年却只有5.2%。
经济发展要“赶英超美”，影响因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但这却遭受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世界各地学生的学习时间受到疫情阻扰，其中最贫困国家的学生受影响程度最深。2020年，发达国家儿童的上课时间错过了约15天，而新兴国家儿童却错过约45天，低收入国家儿童错过了70天。凭困国家几乎无法避免教育行业遭受的这一沉重打击。这场全球性疫情还加剧了大部分新兴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不稳定问题。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贸易和出口量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日益平等的国家关系，但各国内部，尤其是新兴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却与日倍增。2010年代经济增长放缓，在决定生活水平是继续改善、停滞还是下降，经济收益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分裂早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常态，各国要么踏上专制主义道路或进一步加强专制。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兄弟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民主指数一直在降低。
气候变化之风
千禧年代(即2000年代)的前20年表明，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机会实现经济持续、大幅度增长的—这可能会令某些国家大吃一惊，但同时也为数亿人带来了福音。尤其是2000年代的推动力早已荡然无存，不仅经济增长放缓，还面临着全球疫情（发展的绊脚石）和气候变化之风的影响。但最后，只是希望从道义上强调世界各国需同心协力、尽善尽美，并且牢记一点：发展是破除当前困局的核心。
2000年代的追赶步伐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不过，发展环境要是没有进一步恶化的话，金砖国家GDP还是有可能在2040年与六国集团持平的，并且增长态势还会进一步扩散。20世纪末打开的发展大门已经变窄，但却并没有完全关闭。只是，不可否认的是：要成功跨越这道发展鸿沟，挑战难度与日俱增。
【全文完】
编译：杨登燕
校改：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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