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们印象中严谨、礼貌、发达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与劳工短缺问题,为了弥补工作空位,日本从中国、东南亚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劳工——“研修生”(注1)。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薪阶层抱着发财的梦想来到日本,却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地狱”。一位在日本工作了三年的“研修生”说:“老板对待我们就像奴隶一样。”

劳工短缺,招募“研修生”

三年前,刘红梅辞掉了在上海一家制衣厂收入微薄的工作,另找了一份在日本岐阜的服装厂工作。日本厂方承诺的工资是国内的三倍。她希望靠这笔工资,能为她的家庭存一笔钱,尤其是为她刚出生的儿子。

刘红梅(右一),三年前搬到日本,承诺的工资是上海一家服装厂工作的三倍。

刘红梅(右一),三年前搬到日本,日方承诺的工资是在上海一家服装厂工作时的三倍。

“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当时她是这么回应的。

这或许的确是个好机会,但这绝不是一份好工作。从日本法律上来说,刘女士在日本的工作被认作是“进行培训”。从踏上日本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进入了晦暗的,充满侮辱、虐待的“研修生”行列——他们以二等工人的身份,以低廉的价格,以填补日本人不愿意参与的工作空位为目的被带到日本。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国民不愿参与类似采摘蔬菜、清理养老院的便盆等工作。同时,日本几乎没有非法移民,也拒绝寻求蓝领工作的移民。以上两点原因,加上日本对待移民——无论合法与否——的强硬政策,如今却带来了问题:本土产业面临用工荒。这严重阻碍了日本经济增长。

这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劳工需求的激烈争论,日本到底需不需要外国蓝领?虽然这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劳工政策从根本上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日本的劳动力需求远远高于供给。近几十年来连续的低生育率导致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劳动人口大幅下滑。日本的失业率仅仅只有3%,在某些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日本政府调查显示,建筑工人和养老院护工需求缺口已达到三至四成。日本商人们已经按耐不住对劳工的需求。

面对商业界的压力,日本政府特地创造了这个“研修生”的漏洞。名义上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人水平,其本质目的是在日本的劳动力短缺和禁止低工资移民之间求得一丝妥协。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根据日本政府的说法,去年,日本的外国劳工人数第一次增长到了最高值——100万,这些新增加的人是通过“研修生”项目获得日本签证的。几十万和刘女士一样的低薪工人涌入日本。“研修生”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成为了日本经济的马达。专家说,没有外国受训人员,农场、食品加工企业和许多生产商将难以生存下去。


研修生的苦日子

日本劳工权益活动人士认为,研修生数量的猛增导致滥用劳动力与欺诈案件增加。
刘女士便是受害者之一。在支付7000元给中介获得签证之后,一到日本,她就发现她的工作量巨大、工作环境恶劣、收入比承诺的低。老板对待他们如同奴隶一样。

33岁的曹宝因在工作中抱怨被解雇。

33岁的曹宝,曾在岸本制造当工人,因在工作中抱怨被解雇。

同时,“研修生”无法得到工资的抱怨也非常常见。

33岁的曹宝(音译),来自中国吉林省,曾经在日本岸本制造(Kishimoto Manufacturing)当汽车工人。他说,中国“研修生”被迫在休息日去清理和油漆厂房,只要经理发现了错误就会扣光他们的工资。而曹宝本人因为抱怨而被开除。不过幸运的是,一家工会帮助曹宝打起了官司。

“一些日本人是很友善并且乐于助人的,但是在那家企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曹说道。

岸本制造的董事长岸本昌久认为曹宝是自己离开工厂的,他把责任归于文化不同。他说:“在中国,工人们不清理工厂,中国工人觉得只要自己不被抓到就可以干任何事情。”

日本政府提供的数据证明了“研修生”比起本地工人更加容易受到伤害,因为“研修生”没有获得足够的训练,语言不佳,同时还被送去干更加危险的工作。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两位“研修生”被日本政府认定是过劳死。而且“研修生”的加班很少被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有些人质疑所谓的“研修生”就是贩卖人口,换汤不换药罢了。

高井展也(Nobuya Takai),一位帮助外籍劳工维权的日本律师说,“’研修生’不是正式的劳工”这一借口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同时,因为签证的缘故,“研修生”也不能随便换工作。这就迫使劳工失去了最重要的权利——选择权。从而让坏老板不断剥削他们。高井说:“他们无法换工作,更不能回国,不然就会失去所有的金钱。”


债务缠身

刘红梅告诉记者,她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为申请签证欠了亲戚一大笔钱。日本的公司从不直接雇佣他们,往往通过极端复杂的政府系统和私人中介寻找“研修生”。大部分的“研修生”在抵达日本前就欠了中介数千美元的债务。不仅如此,刘和她的同事称,他们的雇主把加班费克扣到小于最低工资的程度,还故意收取不合理的房租。

雇主是50岁的中原武,他和他的妻子从15年前就开始雇佣中国的“研修生”了。在采访中中原告诉记者,“没有日本人愿意在女装行业中做衣服。降低成本是公司和外国人竞争的唯一办法。”他说道,“这是仅剩的可以盈利的方法了。”

甄凯,一个在日本居住了数十年的中国劳工权益维护人。

甄凯,一个在日本居住了数十年的中国劳工权益维护人。

中原武承认自己付给那些女工低于最低工资的加班费。但是他声称这是女工自己要求的。他说:“她们要求更多的加班。我告诉过他们了,这对于公司的盈利没有好处,但是他们愿意以低薪工作。”
虽然女工和中原之间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应,但是在雇佣开始的三年后被女工讨要加班费,让中原感受到背叛。

女工向甄凯,一个在日本居住了数十年的中国劳工权益维护人请求帮助。甄凯在岐阜开了一家劳工权益维护中心,其中还包括让工人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甄凯说他同情那些雇佣“研修生”的公司,那些公司都是快倒闭才会选择此路。日本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政府让那些公司通过剥削工人一直存在下去。

最后中原和刘红梅在甄凯的调解下签订了和解协议,赔偿5800美元(折合人民币39993元,截至2017年3月5日)。

被思乡所折磨的刘红梅终于可以回家了,虽然她依然欠亲戚一大笔钱。最后,当记者问刘红梅从“研修生”生活中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只有苦涩。”


结语

目前,“研修生”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在过去的5年中,日本的“研修生”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超过了20万人,而且日本政府打算继续扩大规模,目前“研修生”里国籍最多的是中国。为了解决问题,日本政府计划将“研修生”的签证时长从3年提高到5年,同时扩大工作范围,包括养老院护工和酒店与公司办公室的清洁工。
同时,为了减少对于剥削“研修生”的批评。日本政府决定成立机构监督那些雇佣研修生的公司。但是对于法律人士来说,他们希望走的更远,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常规的外籍劳工管理机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利用法律的漏洞。虽然日本依然不会接受移民,“研修生”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至少是一个进步。

注:研修生:指为了日本企业的劳动力,即日本接收外国劳动者的制度,实质是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是根据有关外国人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民间团体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我国将研修生的派遣工作纳入外派劳务的范畴,由商务部和对外承包商会对口管理。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研修生在日本常常被拖欠工资,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


编译:徐启然

责任编辑:华超逸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原文链接:日本的移民限制与劳工荒

访问时间: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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