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是工作——记日本工作文化

几个星期以前，在京都一家专营天妇罗的餐吧里，我见到了一位厨师，他是一个中年男子，独自一人站在柜台后面，为他面前的11位客人制作料理。餐吧菜单上共有15道料理，这意味着他随时都保持着对165种所需食材的敏感，每一种食材又因为时间与技术的不同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从不做记录，也没有其他的帮助，却毫不费劲地展现出对食材绝对的掌控。对他来讲，与其说这是工作，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生活：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全部。

在日本，你会发现像他一样忘我地投入工作的人有很多。日语将其称之为——“匠人”（shokunin），意思是在自己所从事的的职业上有深厚造诣的人。这个词很好地展现了日本工匠每日潜心研习自身技艺的精髓。

对于一个在更为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匠人文化可能有荒谬之处。在位于京都的三十三间堂寺院（Sanjusangendo）外面，一个挥着黄色荧光棒的男人伫立在那里，引导行人走人行道，避开附近的停车场。当有车驶来，他就会去指引汽车驶向停车位。儿子对我说：“这男的不就是个标志牌。”他说的没错，在日本，你经常会看见类似的工作，大多与车辆通行有关，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工作不是已经自动化了就是被人们忽略掉了。

另外一次，是我在海滨城市神户的公交站等车时看见的，当时有五个人正在钻孔。或者说是其中一个在钻孔，另外四个在看他钻孔，钻了30分钟，他们就看了整整30分钟，没有一丝不情愿，或者时不时玩手机、聊天，完全没有！这就像是在表示说：只有这样看别人挖洞才是最科学的姿势！

来源 / Andrew Rae

下车以后，我向老师描述了这个场景，这位美国老师说：“这些人其实啥事儿没干，就是瞎看。”而我在当时却有不同的想法：我看到了人们对工作的热忱，在他们眼中，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他们赋予工作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经济价值。列车引导员在进出车厢时会鞠躬示意，一个百货商店员工同样也会这样，无论是否有旁人在场，无论商店是繁忙抑或是萧条。很明显，日本的工作文化与西方有着深刻的差异性，但并不是所以差异性都是良性的：日本有一个词叫“过劳死”，意指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正是这样的工作文化催生了这个词。甚至可以说，在日本，工作本身承担了过多的意义。

在经济学家眼中，日本是一个代名词，一句双关妙语，更是一个恐怖故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繁荣期，人们普遍都觉得以后将是一个由日本主导经济的未来，譬如由迈克尔·克里彻顿（Michael Crichton）的畅销小说改编的惊悚片《旭日追凶》（Rising Sun）就是以此为主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股市的大崩盘。日经指数曾在1989年12月29日达到38,957点的最高点，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下跌了82％，27年后也仍然不及1989年的一半。物价也与股价一起崩溃，金融体系中的大部分银行沦为“僵尸银行”，这种银行由于不良资产过多，本质上已经宣告破产，不能再出借资金，因此也无法履行银行在现代经济中保持信贷流通的核心作用。经济停滞，由通货膨胀转向彻底的通货紧缩，再加上人口老龄化、总人口缩减、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以及难以改革的政策，这幅经济衰落的惨状就这样展现在世人面前。

可是你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却一点也感觉不到这个国家经济困难，许多在发达国家公民中显而易见的愤怒在日本是看不到的。文化研究学者告诉你，在日本，公众以皱眉来表现愤怒；人口统计学家指出，日本年轻人面临的困境是，老一辈奢侈的社会与医疗福利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享受得到，然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却要他们来买单。如今，从增长的数字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从前关于停滞的历史。但是日本的失业率几乎不存在，只有3％，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水平。社会的老龄化是可见的，但各种青年文化也散发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活力与生机。我去到过很多发展停滞的国家，也在其中一两个地方居住过，而当前的日本显然跟它们不一样。

来源 / Andrew Rae

原因何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对工作的独特态度，或者说是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态度。

有一份工作是好事，但有意义的工作更棒。在我们拥有光明前景的新西方工作体系中，包括后制造业、去工会化、临时众包、无保障等众多特征，我怀疑这样的体系是否给予了工作者一种意义感，这种意义感曾经存在过，或许在今天的日本也依然存在。在德雷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的史诗“Omeros”中，对荷马的爱琴海和当代加勒比地区进行了广泛的重新构想与混搭，在对主人公Achille——一个圣卢西亚渔民的描写中，他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与恭敬。 Achille“从未搭乘过电梯，也没有护照傍身，地平线本身不需要这些种种，他不向人摇尾乞怜，他是服务于虚空的服务员。”沃尔科特的长诗洋洋洒洒、发人深省却又难以捉摸，而结尾处的这一诗行却让我内心陡然一震。当服务员真的如此卑微，卑微得好似摇尾乞怜吗？服务于人又何尝就是一件坏事？

而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承认这一共识并非所有时代和文化中关于工作的一般性真理，服务业在某些地方也是是深受尊敬的职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新服务业的确让许多从业者做着与自己身份感不一致的事情。生活是一篇关于人生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故事关乎衰退和失去，关乎自尊的减损。卡尔·奥夫·克纳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小说“我的奋斗”（My Struggle）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不同类型的工作之间因地位不同而造成的紧张关系。小说本质上就是他个人的斗争史，作为叙述者，一边是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一边是他实际作为家庭主夫成天忙的事情，包括扫地、洗衣、做饭、洗澡、购物、在游乐区和小孩玩儿、带他们回家、给他们脱衣服、给他们洗澡、哄他们入睡、把他们塞进被子、晾干衣服、叠衣服、收衣服、擦拭桌子、椅子和橱柜等等繁琐的家事。两者之间的差距成为他斗争的来源。

人们有时会说，制造业的工作价值被夸大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如今大多数工作都属于服务业的范畴，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工会化的制造业却给予了人们一种基于群体意识的意义感，这种意义感的产生是更自动化、现代化、服务性的工作拼命想去做到的。虽然许多曾经的工作都是乏味、极端重复，甚至危险的，这些工作会致病，比如像挖煤矿，以上的缺点通通占尽，但是在过去这都没关系。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演讲中呼吁：“一天合理的工作，应该得到一天公平的报酬”，他强调说，“我们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农业劳作或工业生产中挣得每天的食物。”辛苦的体力劳动创造了有形产品，这种产品的有形性是使这些工作变得充满意义的原因之一。矿工、汽车工人、服装、电气和运输行业的劳动者，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挥洒汗水、一起经历苦难，他们有着社会凝聚力，他们在创造着一种实体产品，这似乎使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对于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我不会假装说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工作，但我羡慕这些工作者所能体会到的凝聚力和团结感。

如今的危险在于，以集体劳动为基础形成的的阶级身份被一种基于怨恨的身份所取代了，这进一步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稳定。而日本恰恰向我们证明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能默默地走向老龄化并不是最糟糕的事。【全文完】

注释：

1、三十三间堂寺院：日本古建筑，建于公元1164年，寺内供奉1001座观音，其中一尊坐姿千手观音被誉为日本国宝。

2、德雷克·沃尔科特：诗人，艺术评论家，其作品多描绘加勒比海的历史、政治、民俗、风景，有强烈的历史感。

3、卡尔·奥夫·克纳斯加德：挪威作家，曾被授予挪威评论家文学奖，因其六部自传小说《我的奋斗》而闻名。

文章编译：徐启然

责任编辑：刘子豪

原文作者：John Lanchester

文章来源：New York Times

原文链接：What the West Can Learn From Japan About the Cultural Value of Work

发表时间：2016-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