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破坏：解决人类不平等的终极方案

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难题？对该难题的追问时而迫切时而松懈，然而它却是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长期纠结的话题。18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扩大，关于不平等的解决办法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到目前可以说是上升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

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实早已经被提出过了！

     The Great Leveler

通过对人类数千年来历史的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确认了解决不平等的四种无可辩驳的方法：战争、革命、国家系统崩溃和致命性流行病。沙伊德尔在《伟大的平等主义者：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The Great Leveler）一书中将上述四大因素称之为”四大天王”，并指出其破坏性解决方法经历史验证，在扭转不平等的现象上，远比和平手段（如改善教育）或非暴力冲击手段（如金融危机）更为有效。

沙伊德尔的研究发现，当今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水平并不是空前绝后的。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最近才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富有的10%拥有超过90%的财富，但现在的英国，富人手中只有一半多一点。

这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还远没到极端，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现象，将通过转移公共服务的资源再分配政策，加剧经济的不平等。此外，新技术和自动化的普及也将进一步加大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差距。

解决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或地方的经济不平等可能需要重大的政策改革。人类漫长的历史表明，只有灾难式的改建，兴许才能起到作用。

沙伊德尔向Quartz讲述不平等的悠久历史。（谈话已经被缩编）

Quartz：在过去，每次不平等的差距缩小，就意味着国家又经历过了一场灾难。正如你书中描述的，这“四大天王“是如何通过破坏来产生积极效果的？

沙伊德尔：首先是能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大部分人口被征召入伍，与此同时，平民劳动力也被全面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

充分的战前组织是使国家在战时强大的前提，这时，对富人而言，需要支付的税率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有时甚至达到90%）。资本由于政府干预和战争的物理性毁坏贬值，这在欧洲尤其明显。与此同时，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损失，而政府不得不为此作出一些回报，大量资源再分配给工人。连锁效应产生，工人们开始提倡民主，争取投票权、加入工会等等，这些都剧烈地改变了不平等的状况。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道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颠覆性革命。如果是在俄罗斯或中国，列宁、毛泽东通过除掉地主来没收富人所有的财产，让一切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设定所有的工资和价格，以此来达到平等。这是一个极端的侵入私人权利的过程，但若仅仅为了平等而非极权，这不失为一个快捷有效的手段。

经济的不平等

那另外两种呢？

沙伊德尔：国家经济崩溃和流行病，这两种方式在遥远的过去更常见。相比于其他力求“平等”的方式，经济崩溃甚至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国家的崩溃致使货币失去了价值，从客观上而言，每个人都穷得一样，差异就这样被消除。公元43年，罗马帝国征服了不列颠岛中部和中南部，并随后建立城邦国家，经济不平等现象大幅度增加。但随后，罗马帝国内外交困不得不撤离不列颠，居住在西北欧的盎格鲁埃克逊人趁机入侵并占领，国家的瓦解和交替直接颠覆既有的经济分层。

最后是大规模流行病，它横扫并剥夺了非常大一部分人的生命，例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它不会破坏物理基建（土地或资金），只是劳动价值的基本复位。工人们会要求涨工资，以致雇主——也就是资本家——的资产贬值。

这些情况现在有可能再次发生吗？它们对解决不平等现象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吗?

沙伊德尔：由于技术的进步，战争的方式也确实改变了。相比50年或100年前战事需要的大规模人员动员，现代战争可谓快速的、高科技的战斗。它代价高昂、破坏性强，但不一定会对不平等产生和以前一样的积极影响。总的来说，出于各种原因，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和平。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革命，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兴趣去重复那些发生在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大国的事。

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

我们还能能看到由主张权利引发的民粹主义者（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译者注）革命吗？

沙伊德尔：民粹主义者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却不一定会公开地进行再分配。你可能会给出纳粹党武装夺取政权或革命的例子来进行反驳，但那都只是空喊，对解决不平等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不过，埃博拉病毒（Ebola）、寨卡病毒（Zika）的影响和人们对生物武器的普遍恐惧，使得大规模流行病似乎仍有可能再次发生并产生影响。

在农业社会，瘟疫改善不平等的效果非常巨大。由于现代经济紧密相连而又错综复杂，若瘟疫仅仅随机地杀死10%的人口，尽管有可能对经济造成动荡，但却不会像以前一样，实现资源的再分配效应。因为如今拥有一个过去没有的选择，自动化的普及使人们能通过制造更多的机器人来应对大规模瘟疫的影响，最终使经济变得更不平等。

如果这四种方法是历史进程中缩小不平等唯一有效的手段，并且和以前相比，它们现在都不受欢迎且效果甚微，那缩小不平等的想法又将从何入手？

沙伊德尔：这正是问题所在。当今，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的民粹主义者，遮遮掩掩地表达想要回到战后时期，那时候经济增长、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不平等差距小，总而言之，什么都好。他们不同程度地对外宣称，“看看40年前，我们务必要回到那个时候。”确实，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那时的政策、税收、工会，一切都是在特殊的情境下产生的。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和学者们必须好好考虑，提出更多不同以往的方法来改善当今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有人提出过实际有效的政策吗？

沙伊德尔：美国和英国的不平等现象上升了太多，以至于可实施的政策也只能略微改善这种状态。众所周知，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一书中，已故学者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试图估计这些政策的成本。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这样做的人。这表明在改善不平等现象上仍有进步的空间，但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的进步。更激进的措施需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政治原因，这些措施更不太可能被执行。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不平等曲线，每一次回落都在四大因素之后发生

如果没有政治意愿或社会资源对不平等现象进行控制，它会变得有多糟？

沙伊德尔：经济的不平等不可能无限上升，必然有某种限制，然而我们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在全球化经济中，有很多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或是将资产存储在其他国家的方法。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我们从未见过的极端不平等，尤其体现在经济分配的末端。

你的书中说，这种极端的不平等可能产生一种“超级人类”？

沙伊德尔：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发生，但你若和遗传学家聊聊，也许会发现人类正朝着这个方向改变。众所周知，一些极其大胆，甚至是违背道德的基因实验已经在东亚展开，前景不可限量。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将来的父母有可能设计和改造自己的婴儿。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结果就是产生一种真正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上层阶级。这不仅仅只涉及到遗传学，目前，已经很多人正在从事通过植入来提高能力的研究工作。

我住在硅谷，这里的所有人都在谈论活到1000岁。这种事情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但它表明了这种愿望的存在。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你书中的主题，但似乎这次交谈不会以充满希望的方式结尾。

沙伊德尔：希望肯定还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平等恐怕是难以现实了，20世纪初是个美好的平等时期，那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再也回不去啦。【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