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危机

中国城市化成果显著

21世纪，中国致力于推动城市化进程。数亿人从农村搬到城市，中国的城市也从无到有。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9年的19%激增到如今的近60%。预计到2050年该数字将达到80%。如今，全球50多个特大城市(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中有6个都在中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特大城市数量将达到10个。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1970-2020这50年内，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50年里人口将增加三倍至2400万。到那时首都北京的人口也将增长两倍至2000万。而且世界上最高建筑中的5座都在中国，其中上海中心大厦(Shanghai Tower)排名第2，而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Ping An Financial Center)排名第4。

因中国城市化计划的成功，中国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就连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也相信中国将在20年内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伴随着严重的污染问题，但国际社会仍将中国视为“绿色”城市化发展的典范，尤其是中国建设了模范城市—雄安新区。并且美国主流思想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也给予高度赞扬，认为这一倡议将促进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

在过去20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在当时参与统计的136个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苏丹和莫桑比克。而如今，中国人均GDP在185个国家中排名第73位。198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1倍。而2017年，美国人均GDP仅为中国的3.5倍。这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两倍多。 但这些新增财富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人均GDP为2万美元。

2000年以来，中国加大力度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过去，中国城市中到处充斥着简陋的公寓，街上也都是自行车，甚至还有马车；而如今，城市里高楼耸立、车水马龙。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道路狭窄，并且多是土路，而现在中国的州际高速公路和汽车比美国更多。并且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的7个都位于中国，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机场、火车和地铁也都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地铁的客运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而且上海地铁营运路线总长为世界之最。

的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问题，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阶级矛盾加剧、政府管控、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房屋闲置、污染严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过多强调发展速度的问题。

阶级矛盾加剧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约2.5亿农民工来到中国沿海城市找工作，但是这些农民工无法获得城镇户口，不能享受或者不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社保、低保、医疗卫生、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他们只能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从事一些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受工伤后能获得少量的保险赔偿。因此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阶级矛盾便不断加剧。

这些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他们大多住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或充满恶臭的贫民窟里，通常一个房间要住好几个人，当然来中国的游客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些地方。北京五环路以外，那里没有新建的光鲜亮丽的高楼，只有简陋棚屋和低矮平房。这就像40年前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当时的人们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中国还被称为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业中大部分工作都由不受法律保护的农民工来承担。仅iPhone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公司就雇佣了百万农民工。美国苹果公司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富士康公司生产。机械且压抑的工作环境导致工人罢工甚至自杀，这些工人认为自己每天工作就像机器一样，枯燥乏味。农民工在制造业中所创造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但这些农民工每周工作60小时，周工资仅为400多人民币。数千年以来，农民一直处于如此的社会地位，这些农民为国家创造了无限的财富，但却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回报。

农村贫困也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原因。在美国，农村家庭贫困率仅比城市家庭贫困率多4%；而在中国，这一贫困率差距为63%。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拥有城镇户口，而40%的农村人口仍在苦苦挣扎，希望能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而新兴城市的中产阶级通常不乐意与这些农村人口分享他们的“文明空间”。

这种阶级差距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1978年以来，中国的基尼指数（译者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持续走高，凸显出中国社会收入极其不平等。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收入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甚至比墨西哥、巴西、肯尼亚等国都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创建“小康社会”，但是近几个月来，农民工不断走上街头抗议不公劳动条件，为避免农民工因阶级差距加剧心生不满，中国政府承诺加快解决阶级差距的问题，不希望此类社会冲突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

贫富差距加大

贫富差距也会因此越来越大。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宣布人口饱和，因此强制清除大部分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一般都是人口密集但规划混乱的旧社区。中国经济因此受到阻碍，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6%，远低于1989年以来年均9%的水平。工业生产也已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经济现状对于许多中国的农民工来说，不仅意味着失业，也可能意味着无家可归。

但中国似乎决心将其中心城市打造成类似于西方“超级明星城市”，比如纽约、伦敦和旧金山。这便意味着要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数量，为精英阶层提供更多的空间，并主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技能的人以及来华工作的外国人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绅士化”战略（译者注：指一个旧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来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

社会学家萨尔瓦托·巴博斯(Salvatore Barbones)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及其他底层人民很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而中国的科幻作家在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设想了一个等级更为森严的社会。比如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小说中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其中底层人民靠回收富人的垃圾来维持生活，以此映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割裂趋势的深切焦虑。

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周边地区极度贫困，一个单人间往往可以住上好几人。(尼古拉斯·阿斯福里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政府管控问题

政府管控问题也十分严重。政府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尤其是地方政府，由此获得的收入以填补地方政府的“粮仓”。如谷歌大中华区前总裁李开复所说，科技公司可能会抱怨政府的干预，但如果它们想要发展高科技，就必须通过政府这一关。历史学家池江认为，与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商业中心不同，中国的城市虽然本身有巨大的市场，但核心是政府管控，由政府决定人们何时起床、工作和睡觉。在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中，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导致许多历史悠久、经济多样化的城市街区被毁。如沈玛姬(Maggie Shen King)的小说《一个多余的男人》中所述，不久的将来，中国城市所拥有的历史会慢慢淡去。

作为世界技术强国之一，中国拥有先进的监控技术，而且包括苹果(Apple)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也在帮助完善其监控技术。这样的监控技术使得整个国家几乎忽略了公民的隐私保护。比如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来确定中国公民从信誉到政治可靠性等方面的“社会排名”，还利用人工智能来监测企业，以确保企业活动符合国家政策方针。

人口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许多家庭问题。研究估计，农村地区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与5800万留守老人。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发现，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都身体不好或者营养不良，其中多达2/3的留守儿童因为贫血、寄生虫和近视等原因无法正常上学。他还认为，一些未发育完全的留守儿童认知能力已经严重滞后，智商绝不会超过90。

因此，到2050年，中国的15岁以下人口将减少6000万，这一数字约等于意大利人口数。同时，中国将增加近1.9亿65岁以上人口，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巴基斯坦（世界人口排名第六）的人口数。到那时，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译者注：人口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预计将增长两倍以上，这将导致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加剧，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社会那么严重的老龄化程度。

环境污染严重

中国城市化发展尽管受到西方的高度称赞，但其导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排放量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虽然中国的中上层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环保及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中国仍在大量建设燃煤电厂，因为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房产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可能出现房产泡沫（译者注：由于虚拟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价格非平稳性上涨）的问题，因此也会破坏城市的人口结构。中国公民更愿意投资房地产而非股票，这便导致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多达6500万套闲置(实则已售出)住房，其占住房总量的20%。此外，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发展了“边缘城市”(译者注：接受本省中心或省会城市辐射较小的城市)，但那些地方很少有住宅或其他设施，所以大家还是更想留在大城市。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西进”政策，即扩大向中国西部地区开放，致力于东中西部地区基本生活水平、基本教育医疗水平、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等的逐步均等化。中国政府同时鼓励农村人口“返乡”，政府可向“返乡”创业的农村人口提供贷款。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也可以去自己家乡附近的大城市发展。这将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而缓解阶级差距。

尽管如此，中国最终还是需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重新调整其城市化发展方案。不能一味地为了发展经济，忽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需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致力于打造经济发达的宜居城市。【全文完】

参考资料

基尼指数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9F%BA%E5%B0%BC%E6%8C%87%E6%95%B0

“绅士化”战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5%E5%A3%AB%E5%8C%96/5127979

人口抚养比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BA%E5%8F%A3%E6%8A%9A%E5%85%BB%E6%AF%94

房产泡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4%BA%A7%E6%B3%A1%E6%B2%AB

边缘城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9%E7%BC%98%E5%9F%8E%E5%B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