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编译报道】成都彭镇有一家百年老茶馆,是远近闻名的摄影圣地,无数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恰逢《经济学人》中国板块下茶馆专栏迎来第100期,为了致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场所,该专栏推出了一篇有关中国茶馆的文章,一览茶馆中的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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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自《经济学人》

拂晓前几小时,老茶馆的空气中已弥漫着浓重的烟草浓雾以及煤炉中飘出的烟尘,这是因为茶馆的第一批客人在凌晨三点半就过来喝“早茶”了。店主李强在四川农村泡了几十年的茶,这段经历让他对如何打造一家地道的茶馆有着自己坚定的看法。如果以年份和美感作为评价标准,那他的彭镇老茶馆确实称得上首屈一指。

老茶馆的旧时光

这座有着灰色屋顶的木结构建筑可以追溯到明代,曾经它是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寺庙,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才开始成为一个喝茶的场所。1995年,李强从一家集体企业那里租下了这个地方,开了自己的茶馆。他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造就了茶馆,只有当客人把茶馆当成自己家的时候,这才是一家真正的茶馆。否则,茶馆就只是一个“卖茶给过路人”的地方罢了。

老茶馆

图片来自色香味(丁浩)

李强的茶馆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在这里,许多穿着蓝色大棉袄、戴着帽子的老人坐在结实的竹椅上,抽着雪茄或是香烟,吞云吐雾。老茶馆也因为这些非常上镜的茶客吸引着城里人,他们拿着昂贵的相机,拍下农村生活的图景,或是在这里自拍,再把这些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

一项不科学的小调查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使得李强的茶馆成为了一个做实验的好地方:一项对中国人所思所想的不科学的调查。

专栏记者花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即使前期还是比较痛苦的)问了一些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通常被用来评估不同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被调查对象自身的经济状况,第二个问题是问他们是否认为下一代会比他们的父母一辈过得更好。

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地一致。尽管茶客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大为不同,但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他们对中国整体上持乐观态度。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当代社会还是充满了压力的,因为有太多家庭在争夺那少之又少的机会,包括获得优质的教育、良好的工作以及其它成功之路的机会。

具体的采访如下——

艰苦的生活也不能磨灭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蒋慧云(Jiang Huiyun),一位82岁的寡居老人,每天凌晨4点,她都要来到老茶馆,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喝茶。1957年,蒋慧云结婚的时候,整个中国还处于一个物质匮乏、严重饥饿的状态。她的婚宴上只有胡萝卜粥,这还是她哭着请求生产队队长给她预支蔬菜配给才得来的。她有四个孩子,却没有一个读完了初中。大儿子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说他故意破坏公物,在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蒋女士回忆说,她的长子那时就靠“收狗粪和鸡粪”挣钱。

因此,蒋女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如今的生活要好得多。作为一位可以领农村养老金的人,她每个月都可以领到2000多元的社会养老保险。他的孙子孙女,都已经大学毕业,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一步步打拼进入上层社会。

然而,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着一些难以被人察觉的资源稀缺,例如机会均等。和彭镇许多人一样,蒋女士家是农村户口,因此,她的孙子孙女都是二等公民(译者注:流传在市民中的一些不满现状的夸张讽刺的说法,指农村户口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口平等的权利),他们虽然能在大城市生活工作,但却不能享受大城市里的很多公共服务。

尤其是蒋女士的孙辈不得不每年凑到3万元的学费,才能送她的曾孙辈去上高中。蒋女士问道,“如果我们不借钱,怎么供得起他们上学呢?”蒋女士坚称,“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她补充道,“但年轻人还是面临着许多压力。”

黄先生(Huang),一位上班前来这里喝口茶的中年男士,他盛赞当代的中国,说,“一代更比一代强。”然而,黄先生自己的生活却仍不稳定。如今59岁的他并没有退休金。黄先生在一家工厂里做清洁工,根据不同的加班量,每月工资从2000元到4000元不等,他需要每个月从这些工资里存下1000元。但在新冠疫情期间,黄先生所在的工厂停工近三个月,这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并且时刻担心自己的积蓄会在复工前花完。黄先生将希望寄托在他五岁的孙子身上,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尽管他还在担心着孙子的学费。

我们还采访了两位正在给茶客拍照的20岁的女士,原来她们是四川传媒学院的本科生,来这里拍摄她们的课堂作业。其中一位女大学生说,“年轻人肯定会有很多压力。”以她自己为例,她去实习过,但却没有收到毕业后的工作通知。不过,这两个学生仍旧坚信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全文完】

来源:《经济学人》
作者:未知
编译:高爱慧
校改:仇柯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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