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为何成了二等公民

刘崇华出生在一户赤贫的中国农民家庭。他通过向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售卖蛋糕，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为自己修建了六座欧式城堡。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刘同许多人一样白手起家。当胡润在1999年第一次公布中国富豪榜时，仅仅有50人拥有超过600万的资产。如今，榜单上有将近2000人的资产超过3000万元，这还只是中国浩大的私有企业的冰山一角。根据官方数据，私有企业在40年前还并不存在，如今便占据了中国经济总产出的60%，且在2017年占到了城市就业率的80%。

20世纪80年代，刘崇华用小推车销售面包，以此发家。到2013年，他已为自己的城堡投入了一亿元，城堡也趋于完工。但这时，麻烦却不期而至。他名下的几百家连锁店的销售额开始下降，他因此缺少资金来完成城堡的建设。

刘漫步于自己的一处城堡之中，“ 我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刘崇华向中国中产阶级售卖蛋糕，积累了大量财富，建起了六座欧洲风格的城堡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的2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两位数增长。然而在最近10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衰退变得越来越明显。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加了6.6%，是自1990年来的最低值。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衰退给其商业、社会和政治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如同刘一样，私有企业家逐渐丧失信心，这恰好凸显了经济放缓的其中一个原因。许多企业家认为，自2012年起，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然中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呈现倒退趋势。他们用“国进民退”来描述这种变化的心境，即“当国家前进时，私有产业就后退。”

有迹象表明，习主席将国有企业置于经济发展中心的策略给私有产业带来极大的压力。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正是私有企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的说法，银行在过去10年增加了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如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青睐突出地表明了这种趋向的逆转。他说：“国有企业在2013年只拿到36%的银行贷款，在2016年便上升至83%，这会将私人投资逼到墙角。”

对于私有企业家来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更是令情形雪上加霜。私有公司的出口额达到90%，美国决定对中国出口贸易施加关税，这扰乱了中国的股票市场，进一步削弱了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在去年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上，资产达到20亿的富豪数目下降至1893，比去年少了237人。

重庆通过迅速城市化和增加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重庆是一座拥有8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无数的摩天大楼在长江江畔拔地而起。在习近平时代下，重庆近年来的政治历史使它成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不同寻常的模范。

薄熙来在2007年成为重庆的市委书记，他曾被视为习近平在竞选国家主席时的竞争对手。2012年，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判终身监禁。去年，薄之后的市委书记孙正材也由于另一起贪污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和物流枢纽。它也一直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实验室，这种发展模式曾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极为有效地维持了中国的发展。重庆通过迅速城市化和增加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当发达国家正在艰难应对经济萧条时，重庆则迅速发展繁荣起来。仅在2010年，重庆的GDP就上涨了17%。自2012年后孙当政后，重庆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势头。薄和孙两任书记主持修建了上千公里的道路以及60多座高于180米（伦敦“小黄瓜”的高度）的建筑，形成的天际线足以与曼哈顿媲美。

重庆建造行业工资的飙升刺激了消费，因此当地许多私人企业，如刘先生的烘焙业，都从这股投资热潮中获益。另一个成功典范是与刘崇华同时代的屠建华。他创办了重庆最大一家私有企业。根据胡润榜单，他的资产从2013年的13亿飙升至2017年的24亿。

但是重庆的增长模式将私有企业置于边缘。薄熙来曾在一次“打黑”行动中，授权拘留了几十位私人业主，他们的资产也加以腐败之名被没收。这一举措受到了重庆普通市民的欢迎，然后它却对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了不利影响。杜斌是一名重庆房地产和酒店投资者。他说道：“一些人违反了法律，但其他人仅仅是投资者。当他们的权利和个人安全受到了影响，他们就会离开这座城市或者是停止投资。”

根据官方估计，私人企业现只占重庆经济产出的50%。人们并不确定还能有新一代的企业家出现。

杜就此评论道：“在过去10年，我们没有看到大的私有企业取得进展，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金融工具。”
以投资带动发展的模式也开始丧失动力。重庆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为60%，远远高于国家平均值。基础设施工程也回报甚小。去年，重庆的增长率急剧下降至6%，同时国有汽车生产企业长安销售额下降了54%，辞退了上百名工人。

根据 OECD的估算，投资热潮使得重庆欠下了巨额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就相当于这个城市GDP总额的200%。

这种发展缓慢且债务加重的情形在全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债务几乎猛增至GDP的300%，据估计，国有企业为债务上升的主要原因。诸如拉迪的经济学家们说私有企业作用更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国有部门时，经济发展更慢。

当发达国家正在艰难应对经济萧条时，重庆则迅速发展繁荣起来。仅在2010年，重庆的GDP就上涨了17%。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私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私有部门的崛起却有其阴暗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系统，私人业主便与当地官员勾结获取保护。这些官员将土地等资源输送给他们，并且免除税收以求获取贿赂和他们公司的股票。

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模式建立于中国以出口为发展导向的快速增长时期，它通常为一种裙带资本主义。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徐宾认为企业业主从“一系列扭曲”中获益，这包括政府支持的低汇率，薄弱的环境法规以及工人缺乏必要福利待遇。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中止这些“扭曲”现象，但是私有企业却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习主席将国有企业置于经济发展中心的策略给私有产业带来极大的压力。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官员的管控，因此一场全国性的清理污染工厂的运动可以继续进展。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公司因此关门。同时在重工业行业停止过度生产的运动也在进行着。

这两场运动给私有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习主席也将税收集中于中央，以防止私有公司躲避增值税和不为员工购买社保。

然后最严重的打击是资金的阻断。2016年，中国面对巨大债务负担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因此习主席的政府采取了行动。政府官员应对的是影子银行部门—这是一种监管较松的高收益债务。由于银行为私有企业提供的贷款减少，银子银行部门便至关重要。

资金的突然缺乏使得债务拖欠的现象达到史上最多—这在中国以前从未出现过。私有企业就占了其中的80%。这些阻碍了经济增长，也不断加深政府最大的恐惧—上升的失业率。

政府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方式充满不确定性，而这正在压迫私有业主的神经。

这一系列的贷款拖欠引起了政府态度上的转折。随着去年10月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习主席口头上承诺要支持私有企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任何否定和削弱私有企业的话语和行为都是不对的。”他召集了几十位私企业主开会，并且告诉他们“所有的私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家都应该放心”。

今年，中央政府承诺削减2980亿的商业税，并且命令银行为小微企业增加30%的贷款额。

但是这一举动却刚好与银行减少风险借贷的举措相冲突，因此影响了它的效果。陈先生说这反应了中国的金融系统更多地是和政治挂钩，而不是经济。

他说道：“如果官员不站出来明确地支持某个部门的话，人们会认为那个部门会受到打压。因此银行不会愿意借款”。

尽管房地场开发商周先生（英文名Alex）没有获得任何银行贷款，他还是大笔投资了一处新的艺术区。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这种不确定性沉重地压在企业家肩头，房地场开发商周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投资了9000万于重庆一处废弃的国有工厂区，想将其改造成新潮的艺术区。这恰好是官员声称需要鼓励的行为。然而，他至今未得到银行贷款。最近，当地政府也收回了奖励给他100万元创新奖的承诺。

“我们接到通知，通知上说我们不能接受奖金，因为我们是私人企业家。这是国家的钱，它应该奖励给国家企业。”【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