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心理健康,中国在进步

今年1月下旬，上海的心理医生沈银静（音译）做自愿者，用电话或短信的形式免费为武汉的抑郁人群提供心理咨询。不久后，她就为武汉一家方舱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成立了一个线上互助小组。现在沈女士想知道她该如何帮助那些因新冠病毒而失去亲人的人。她担心的是，即使失去亲人会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许多人仍不会想到寻求帮助。

在疫情期间，心理咨询师们纷纷建立线上小组来协调工作，帮助受难者。武汉大学社会工作学教授郁之虹成立了这样一个小组，为近30名因病毒而失去亲人的人提供心理安慰。郁女士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负罪感，认为自己将病毒传染给亲人，或者觉得病患感染死去，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全力帮他们。但郁女士表示，有些人不愿意向她寻求线上帮助。她说，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悲伤是一个私人问题，而那些看心理医生的人仍然受到羞辱。冠状病毒的高峰是在1月和2月，在此期间，沈女士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组成小队提供心理帮助。数百所大学和慈善机构为焦虑和抑郁的人们设立了“心理热线”。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发布了数十项指示，指导疫情期间该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这种关注反映了官方和公众态度的深刻变化。毛主席时代，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受到压制。心理疾病与缺乏革命热情画上等号，没有什么是认真研习毛主席语录不能治愈的。后来，围绕心理健康的政治禁忌被解除。但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对公民来说，有心理问题仍然是种耻辱。政府忽视发展心理方面的专业科学知识，把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看作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而不是需要同情照顾的人。

然而，近年来，政府开始强调心理健康在国家长期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性。2012年通过的一项精神卫生法建议，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他们关在精神病院。在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计划中，政府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现在，许多中国人认识到心理健康问题很普遍。芝加哥大学的马志英（音译）说，中国的年轻人，在谈论自己的困难时，已经习惯了使用抑郁和焦虑等词汇。2019年公布的一项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调查发现，抑郁和焦虑这类疾病在中国越来越普遍。这项研究的作者认为，“快速的社会变革”正在加剧“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心理健康咨询也越来越流行，愿意掏钱看私人心理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2002年至2018年间，超过100万人完成了政府认证的简短心理咨询技能课程。2008年，一场毁灭性的地震袭击了汶川，造成6万多人死亡，这次地震提高人们对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兴趣。随后，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了心理医生的职业生涯。

政府表示，正在建立的心理健康系统将使普通人更易于在当地诊所或学校接受咨询。深圳是2019年此类改革的约30个试点之一。到今年年底，深圳计划在所有规模较大的当地诊所设立一个配备工作人员的“心理咨询室”。到2021年年底，深圳计划在85%的中小学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的心理健康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很多，心理医生仍然太少，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中国每10万公民中只有两名注册精神病医生，仅占发达国家人数的六分之一左右。很少有中国人能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所以轻微的精神问题在事态严重之前是不会被发现的。医院也没提供良好的护理。医生只会一味地开药，就算进行心理理疗，也收效甚微。这部分原因他们缺乏专业知识，部分原因是开药更有利可图。

相比于体魄的强健，国民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也同样重要，中国已经在进步，但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向发达国家看齐。【全文完】